罗马没有在一天里消失 · 欧洲千年图谱

476年9月，日耳曼将领奥多亚克（Odoacer）在意大利废黜了少年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把皇帝的冠冕和紫袍送往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交给东部皇帝芝诺（Zeno），表示西部不再需要一位单独的皇帝。教科书常把这一天写成西罗马帝国（Western Roman Empire）灭亡、中世纪开始的日子。当时的人却很少把它看成天崩地裂的时刻。意大利的元老院照常开会，罗马法照常适用，奥多亚克自称国王，名义上仍尊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为宗主。被前任废黜、流亡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皇帝尤里乌斯·尼波斯（Julius Nepos）还在名义上保有西部皇帝的头衔，直到480年被杀。

最早把476年当作一个时代终点的，是6世纪初东罗马的编年史家马塞利努斯伯爵（Marcellinus Comes），他在编年史中写道，西部的罗马帝国随着这位奥古斯都路斯一同终结。此后一千多年，476年逐渐成为欧洲史学中古代与中世纪的分界。这条分界线有它的用处，它标记的却是一个持续两三百年的过程：帝国的西半部被一点点拆开，新来的王国接手了其中的一部分，东半部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又延续了将近一千年。

帝国的西半部怎样被拆开

罗马帝国在3世纪经历过一场严重的危机，边境战争、内战和货币贬值接连发生。3世纪末，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把帝国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并由几位皇帝分治；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在拜占庭旧城的基础上建立新都君士坦丁堡。395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去世后，帝国由他的两个儿子分治，东部归阿卡狄乌斯（Arcadius），西部归霍诺留（Honorius），此后东西两部再也没有由一位皇帝统一治理。

两个部分的处境相差很大。东部有富庶的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城市密集，税源充足；西部边境漫长，沿莱茵河（Rhine）和多瑙河（Danube）与日耳曼诸部族相邻，越来越依赖以部族为单位编入军队的日耳曼人。这些以“同盟者”（foederati）身份为帝国作战的部族，由自己的首领统率，罗马则以土地或税收作为报酬。

376年，哥特人（Goths）在匈人（Huns）西进的压力下请求渡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避难。罗马官员的盘剥引发了哥特人的反抗，378年，他们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击败东部皇帝瓦伦斯（Valens）的军队，皇帝本人战死。此后一个世纪，各个群体接连进入西部帝国：406年底（一说405年），汪达尔人（Vandals）、阿兰人（Alans）和苏维汇人（Suebi）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Gaul）；410年，阿拉里克（Alaric）率领的西哥特人（Visigoths）洗劫了罗马城；418年前后，西哥特人以同盟者身份定居在高卢西南的阿基坦（Aquitaine）；429年，汪达尔人在国王盖塞里克（Gaiseric）率领下从西班牙渡海进入北非，439年夺取了迦太基（Carthage）。

北非是西部帝国最重要的粮仓和税源，它的丧失使西部朝廷再也养不起一支像样的军队。451年，罗马将领埃提乌斯（Aëtius）联合西哥特人，在高卢的卡塔劳尼平原（Catalaunian Plains）击退了匈人首领阿提拉（Attila），这几乎是西部帝国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胜利。455年，汪达尔人从海上攻入罗马城，劫掠了两周。此后二十年，西部的皇帝多由日耳曼出身的军事强人扶立和废黜，其中最有权势的是将领李希梅尔（Ricimer）。到476年奥多亚克废黜皇帝时，西部帝国实际能控制的地方只剩意大利。

这一过程的原因，史学家至今争论不休。英国史学家彼得·希瑟（Peter Heather）强调匈人西进带来的外部冲击：一连串部族被迫涌入帝国，西部的税基被一块块割走，军事与财政陷入恶性循环。美国史学家沃尔特·戈法特（Walter Goffart）则认为，许多日耳曼群体的定居是通过分配税收份额等方式安排的，罗马的精英与新来者之间有大量协商与合作，“入侵”的图景被夸大了。英国学者盖伊·霍尔索尔（Guy Halsall）又提出，西部帝国的内部政治危机在先，蛮族的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场危机的结果。这些解释各有依据，共同的认识是：西部帝国的瓦解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没有一个单一的原因。

新王国接手了罗马的什么

新建立的王国并没有推倒罗马的一切。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 the Great）在493年击败奥多亚克，以拉文纳（Ravenna）为都城统治意大利三十余年。他的朝廷里，哥特人掌军，罗马贵族任文官，哲学家波爱修斯（Boethius）和学者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都曾在他手下任职，卡西奥多鲁斯为国王起草的公文后来编成了《杂录》（Variae）。

各个王国都用拉丁文颁布法典。西哥特国王尤里克（Euric）在5世纪后期颁布了成文法，他的儿子阿拉里克二世（Alaric II）在506年为王国内的罗马居民编订了《阿拉里克罗马法摘要》（Breviary of Alaric）；勃艮第人（Burgundians）有《贡多巴德法典》（Lex Gundobada）；法兰克人的《萨利克法典》（Lex Salica）大约编成于6世纪初。这些法典有的适用于本族，有的专为罗马居民而设，罗马法的传统就这样以简化的形式在西部延续下来。

城市里的主教是新旧秩序之间最重要的纽带。主教多出身罗马的元老贵族，受过良好的拉丁文教育，在帝国官员撤走以后，他们承担起粮食分配、城防、赎买俘虏和调解纠纷的职责。高卢贵族诗人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晚年出任克莱蒙（Clermont）主教，领导城市抵抗西哥特人；6世纪的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出身同样的阶层，他写下的《法兰克人史》（History of the Franks）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高卢最主要的史料。

宗教是新旧居民之间最明显的界线。多数日耳曼国王信奉被大公教会视为异端的阿里乌派（Arianism），他们的罗马臣民信奉承认尼西亚信经的大公教会。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选择在兰斯（Reims）接受大公教会的洗礼，洗礼的年份传统上定为496年，学界的推定在496年到508年之间。法兰克王室由此与高卢的主教和罗马贵族结成联盟。507年，克洛维在武耶（Vouillé）击败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把西哥特人赶出了高卢的大部分地区。

信仰的差异影响了各个王国的命运。东哥特和汪达尔王国的统治者始终与罗马臣民隔着一层，6世纪东罗马发动收复战争时，这两个王国相继覆灭。西哥特人后来在西班牙改宗大公教会，589年的托莱多（Toledo）宗教会议正式宣告了这一转变。法兰克王国则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后来法国和德国共同的源头。

不列颠（Britain）走的是另一条路。5世纪初，罗马军队和行政机构撤出了这个行省，传统上把这一事件定在410年前后。此后两个世纪，来自北海对岸的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和朱特人（Jutes）逐步在不列颠东部和南部定居，建立起一系列小王国；不列颠人（Britons）的王国退守西部和北部。6世纪的不列颠修士吉尔达斯（Gildas）在《不列颠的毁灭》（De Excidio Britanniae）中把这一过程描写为一场浩劫。与高卢和意大利相比，罗马的城市生活、拉丁语和钱币在不列颠东部消失得更加彻底，这也是考古学家讨论“衰落”问题时最常引用的例子。

法兰克人也有自己的习惯：国王去世后，王国由诸子分割。克洛维死后，王国被他的四个儿子分为几块，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此后二百多年间反复分割、重组，国王的实权逐渐落到被称为“宫相”（mayor of the palace）的大臣手中。

东方的罗马

帝国的东半部没有经历同样的崩解。君士坦丁堡有5世纪初修建的狄奥多西城墙（Theodosian Walls），有富庶的埃及和叙利亚，还有稳定的税收和官僚体系。东部的皇帝和大臣说希腊语，也说拉丁语，自称罗马人。今天人们习惯称这个国家为“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这个名称是16世纪德意志学者希罗尼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等人使用之后才流行开来的，当时的人从没有这样称呼自己。

527年即位的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试图恢复帝国的全部疆域。532年，君士坦丁堡爆发尼卡暴动（Nika riots），查士丁尼一度准备出逃，据史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记载，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劝他坚守，暴动随即被镇压。暴动中被焚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随即重建，537年落成。查士丁尼主持编纂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包括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和后来的新律，把数百年间的罗马法令和法学著作整理成体系，11世纪后期在博洛尼亚（Bologna）重新被研读，成为欧洲大陆法律传统的源头。

533年，将领贝利撒留（Belisarius）率军在北非登陆，一年之内灭亡了汪达尔王国。535年开始的哥特战争（Gothic War）却持续了近二十年，东哥特国王托提拉（Totila）一度收复了意大利的大部分，直到554年意大利才重归帝国。帝国还在西班牙南部取得了一块立足之地。

收复战争的代价极其沉重。意大利在二十年的战争中饱受摧残，许多城市人口锐减。541年起，鼠疫在地中海世界爆发，史称“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此后两个世纪反复流行。21世纪的古DNA研究已经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检测到鼠疫杆菌，证实了病原；它造成的死亡规模，学界仍有很大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它彻底改变了地中海世界的人口与经济，也有学者认为以往的估计过高。

查士丁尼死后三年，568年，伦巴第人（Lombards）在国王阿尔博因（Alboin）率领下进入意大利，东罗马在半岛上只剩拉文纳、罗马和南部沿海的据点。7世纪初，东罗马与波斯的萨珊王朝（Sasanian Empire）进行了一场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最终取胜，双方却都已精疲力竭。紧接着，新兴的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出发，636年在雅穆克（Yarmuk）击败东罗马军队，此后十年左右，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相继失去。东罗马退缩为以小亚细亚和巴尔干为核心、以希腊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它在这样的规模上又延续了八百年。

地中海的分裂

阿拉伯人的扩张在此后几十年里继续向西推进。7世纪末，他们攻下了北非的迦太基；711年，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 Ziyad）率军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几年之内西哥特王国灭亡，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732年（一说733年），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在图尔（Tours）与普瓦捷（Poitiers）之间击败了北上的安达卢斯（al-Andalus）军队。

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在他身后于1937年出版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Mohammed and Charlemagne）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日耳曼人的到来并没有打断地中海世界的统一，蛮族王国仍然生活在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罗马经济之中；真正把西欧与地中海切开的，是7、8世纪阿拉伯人的扩张，西欧从此失去了地中海的贸易，重心被迫北移，这才有了以法兰克人为中心的查理曼帝国。他的结论是，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无法想象。

皮朗论断的细节后来受到大量修正。英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霍奇斯（Richard Hodges）和戴维·怀特豪斯（David Whitehouse）在1983年的著作中用考古材料指出，西地中海的远程贸易在6世纪已经明显萎缩，早于阿拉伯人的到来。美国史学家迈克尔·麦考密克（Michael McCormick）在2001年的《欧洲经济的起源》（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中则发现，8、9世纪西欧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仍有相当规模的往来，其中包括向伊斯兰世界输出奴隶的贸易；北海沿岸的多雷斯塔德（Dorestad）、康托维克（Quentovic）等贸易据点正在兴起。皮朗的具体结论大多站不住了，他的问题意识仍有价值：欧洲的重心从地中海移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是理解此后一千年的关键。

教会成为西方的骨架

在政治四分五裂的西方，教会是唯一覆盖各地的组织。590年当选的教皇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出身罗马元老家族，当过罗马城的行政长官，也做过驻君士坦丁堡的教廷使节。伦巴第人威胁罗马时，东罗马鞭长莫及，他亲自组织罗马城的粮食供应与防务，与伦巴第人谈判。597年，他派修士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前往英格兰，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Æthelberht of Kent）接受了洗礼。

修道院是这一时期最稳定的组织。约529年，本笃（Benedict of Nursia）在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建立修道院，他制定的《本笃会规》（Rule of Saint Benedict）安排了祈祷、劳动和读书的日程。爱尔兰的修士远赴欧洲大陆传教，科伦巴努斯（Columbanus）在今天法国东部建立了吕克瑟伊（Luxeuil）修道院，晚年又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博比奥（Bobbio）修道院。8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修士卜尼法斯（Boniface）在日耳曼地区传教，754年在弗里西亚（Frisia）遇害。英格兰修士比德（Bede）在731年完成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他使用的“基督纪年”后来在欧洲普遍流行。

8世纪中叶，罗马教皇与法兰克人结成了影响深远的联盟。法兰克宫相丕平（Pepin the Short）需要教皇的认可来取代名存实亡的墨洛温王室，教皇需要一支能抵挡伦巴第人的军队。751年丕平在教皇同意下称王；754年，教皇斯蒂芬二世（Stephen II）亲自越过阿尔卑斯山，在圣但尼（Saint-Denis）为丕平及其子行涂油礼；756年，丕平把从伦巴第人手中夺来的意大利中部土地交给教皇，教皇国（Papal States）由此形成。

丕平之子查理曼（Charlemagne）774年征服了伦巴第王国，又用三十多年的战争征服了萨克森（Saxony），把法兰克王国扩展为西罗马灭亡后西欧最大的政治体。799年，教皇利奥三世（Leo III）在罗马遭到政敌袭击，逃到帕德博恩（Paderborn）向查理曼求援。800年圣诞节，查理曼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由利奥三世加冕为皇帝。当时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是女皇伊琳娜（Irene），西方有人认为帝位因此空缺。查理曼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说，查理曼事先并不知道会被加冕，若是知道，那天就不会去教堂；这句话的真实用意，史学家至今各有解释。

西方重新有了一位皇帝，这位皇帝由教皇加冕，他的都城在亚琛（Aachen）。皇帝与教皇谁的权力更高，成为此后数百年欧洲政治的核心问题。查理曼还召集约克的阿尔昆（Alcuin of York）等学者整顿教会和学校，789年颁布《普遍劝谕》（Admonitio generalis），要求各地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开办学校。许多古罗马作家著作最早的存世抄本，出自这一时期修道院的缮写室，史称“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

衰落还是转型

476至800年之间的西欧应当怎样评价，是一个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问题。18世纪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把这段历史写成一个伟大文明在蛮族与宗教的双重作用下衰落的故事。这种“衰亡”叙事影响深远，中国读者熟悉的“黑暗时代”印象也与它有关。

20世纪后期，以彼得·布朗（Peter Brown）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的概念，强调延续与转型：宗教、艺术和观念在这几个世纪里极具创造力，把这段历史只写成衰落会遗漏很多东西。牛津考古学家布莱恩·沃德—珀金斯（Bryan Ward-Perkins）在2005年的《罗马的衰亡与文明的终结》（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中提出反驳，他用陶器、钱币、建筑和牛骨尺寸等考古材料说明，西部帝国解体后，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出现了剧烈下降，不列颠等地的经济复杂程度甚至低于罗马征服以前的铁器时代。同一年，彼得·希瑟出版了《罗马帝国的陨落》（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重新强调外部冲击与军事失败的作用。

两种看法各有侧重，今天多数学者会同时承认两点：西部帝国的政治解体带来了经济和人口的实实在在的萎缩；罗马的法律、语言、宗教和城市传统又以各种形式被新王国继承下来。英国史学家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在《罗马的遗产》（The Inheritance of Rome）中，就把这几个世纪写成一个各地走上不同道路的时代，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去衡量。

与中国的对照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相似的一幕。4世纪初，西晋在永嘉之乱（311年）后崩溃，北方经历了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南方先后是东晋和宋、齐、梁、陈。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与克洛维皈依大公教会、借助罗马主教巩固统治，时间只相差几年，都是新来的统治者主动吸收原有文明的例子。

两者的结局却大不相同。589年，隋朝统一南北，此后中国虽然也有分裂，统一的帝国始终是常态；西罗马灭亡以后，欧洲再也没有被一个帝国长期统一，查理曼的帝国在他死后不到三十年就被瓜分。美国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在2019年的《逃离罗马》（Escape from Rome）中认为，欧洲此后长期的多国并立与相互竞争，恰恰是它日后走上独特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这一论点仍有争议，它至少说明，理解欧洲的历史，要从罗马“没有复原”这一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