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与国家 · 欧洲千年图谱

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1498年达·伽马抵达印度，1522年麦哲伦船队的幸存者回到西班牙。三十年间，欧洲人打通了通往世界各大洲的海路。同一个半世纪里，欧洲内部为宗教和霸权打了无数场战争，君主为了支付战费，建立起常备军、常设税收和庞大的官僚机构。海外扩张和国家建设在这一时期相互推动：美洲白银供养了西班牙的军队，特许贸易公司替国家经营海外据点，战争的压力又逼着各国寻找更多的财源。这一时期的中国也被卷入其中，美洲白银和美洲作物从这时起进入中国人的生活。

为什么是伊比利亚

最先出海的是欧洲西南角的两个小国。葡萄牙（Portugal）面朝大西洋，陆上被卡斯蒂利亚（Castile）挡住，没有向内陆扩张的余地，渔业和沿海贸易本来就是它的传统。1415年，葡萄牙攻占北非的休达（Ceuta），此后在王子恩里克（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等人的资助下，船队沿非洲西海岸一步步南下。1420年代起，葡萄牙人移民马德拉群岛（Madeira）并种植甘蔗，随后又在亚速尔群岛（Azores）定居；1434年，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的船越过了被视为航行极限的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1482年，葡萄牙人在今加纳沿岸修建圣若热·达米纳城堡（São Jorge da Mina），从西非运回黄金和奴隶。适合逆风航行的轻快帆船（caravel）、改进的航海图和以星体测纬度的天文导航，都是在这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绕过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卡斯蒂利亚晚了一步。它在15世纪征服了大西洋上的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1492年1月，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Aragon）的联合王室——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与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攻下格拉纳达（Granada），结束了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穆斯林政权。同年，他们资助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向西寻找通往亚洲的航路。1494年，两国在教皇调停下签订《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以大西洋上的一条经线瓜分尚未“发现”的世界，线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巴西（Brazil）后来按这条界线归属葡萄牙。

出海的动机是多重的：直接获取香料、绕开威尼斯（Venice）等中间商，寻找黄金，传播基督教并寻找对抗伊斯兰势力的盟友。常说的“奥斯曼人切断了东方商路，欧洲人才被迫出海”并不成立。葡萄牙人南下早在1453年以前就已开始；15世纪后期威尼斯商人仍在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和贝鲁特（Beirut）购买香料；美国史学家艾伯特·莱比尔（Albert Howe Lybyer）早在1915年就撰文指出，奥斯曼人的扩张不是地理大发现的原因。

两条航路

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船队从里斯本（Lisbon）出发，绕过好望角，在东非的马林迪（Malindi）请到熟悉季风航线的领航员，1498年5月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郑和的船队在此前近一个世纪曾多次到访这里，中文史籍称之为古里。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率领的第二支印度船队在途中向西偏航，抵达巴西。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遇到的是一个早已繁荣的贸易世界，阿拉伯、古吉拉特、马来和中国的商人往来数百年。葡萄牙人拿不出多少当地需要的商品，便以武力夺取据点、强收通行费：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1510年占领果阿（Goa），1511年占领马六甲（Malacca），1515年控制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Hormuz）。葡萄牙人强迫当地商船购买名为“卡尔塔兹”（cartaz）的通行证，拒不购买者可能遭到扣押和攻击。葡萄牙在1500年前后人口大约只有一百万，却在此后一个世纪里维持着从巴西、西非到印度洋和澳门的海上据点网络，它依靠的是少数筑有要塞的港口和对海路的武力控制，并没有去统治亚洲的大片土地。

葡萄牙人随即来到中国沿海。1513年，若热·阿尔瓦雷斯（Jorge Álvares）航抵广东屯门，1517年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率使团抵达广州，因葡萄牙人在沿海的暴行和马六甲的问题，使团最终失败，1521至1522年明军在屯门等地驱逐了葡萄牙船队。1543年前后，葡萄牙人漂流到日本的种子岛（Tanegashima），火绳枪随之传入日本。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Macau）居留。

西班牙人在美洲遇到的则是一个与旧大陆隔绝了上万年的世界。哥伦布四次航行美洲，至死相信自己到达的是亚洲的边缘；西班牙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建立起第一批殖民地，强迫原住民淘金劳作。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率数百人登陆墨西哥，与特拉斯卡拉（Tlaxcala）等不满阿兹特克（Aztec）统治的原住民结盟，1521年攻陷阿兹特克都城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1532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在卡哈马卡（Cajamarca）俘虏了印加（Inca）皇帝阿塔瓦尔帕（Atahualpa），随后征服了印加帝国。

区区数百名西班牙人之所以能够成功，一靠与原住民中的反对者结盟，二靠天花等旧大陆传染病。1520年天花在特诺奇蒂特兰流行，城中死者甚众；印加帝国在西班牙人到来前已因天花和继承战争陷入分裂。美洲原住民对这些疾病毫无免疫力，此后一个多世纪，许多地区的人口减少了一半到九成。人口学家对1492年美洲人口的估计差距极大，从数百万到上亿不等，这一问题至今争论不休，美国学者诺布尔·戴维·库克（Noble David Cook）的《生而赴死》（Born to Die，1998）对此有系统的讨论。

西班牙王室为统治美洲建立了一整套行政机构。1524年设立的西印度事务院（Council of the Indies）在国内统管美洲事务，1535年和1542年先后设立新西班牙（New Spain）和秘鲁（Peru）两个总督区（viceroyalty），总督代表国王治理辽阔的疆土。早期的征服者获得“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下的特权，可以向指定的原住民村落征收贡赋和劳役，名义上负有保护和教化他们的义务，实际上常常演变为残酷的剥削。

征服的正当性在西班牙国内引起过激烈辩论。多明我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写下《西印度毁灭述略》（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控诉殖民者的暴行；1542年，王室颁布《新法》（New Laws），限制对原住民的奴役；1550至1551年，拉斯·卡萨斯与学者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在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当着王室委员会辩论原住民的地位。辩论没有改变征服的事实，却是欧洲第一次公开讨论殖民扩张的道义问题。

环球航行与地球的划分

葡萄牙人到达香料群岛之后，西班牙人想知道这些岛屿是否落在《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划给自己的一侧。葡萄牙航海家费尔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转投西班牙，1519年在国王卡洛斯一世——即后来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资助下率五艘船西行。船队穿过南美洲南端的海峡，进入一片他们称为“太平洋”（Pacific Ocean）的大洋，在海上航行三个多月，许多船员死于饥饿和坏血病。1521年，麦哲伦在菲律宾的麦克坦岛（Mactan）与当地首领拉普拉普（Lapulapu）的战斗中阵亡。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Juan Sebastián Elcano）率领仅剩的“维多利亚号”（Victoria）继续西行，1522年回到西班牙，船上只剩十八名最初出发的船员。

这次航行证明了各大洋彼此相连，也让欧洲人第一次认识到太平洋的广阔。香料群岛的归属争议最终由1529年的《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Zaragoza）解决：西班牙向葡萄牙出售对摩鹿加群岛（Moluccas）的权利主张，在地球另一侧也划出一条分界线。两个伊比利亚王国就这样用两条经线瓜分了整个地球，尽管其他欧洲国家从未承认这种瓜分。

哥伦布大交换

美国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在1972年提出“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的概念，指1492年以后美洲与旧大陆之间动植物、疾病和人口的大规模交换。小麦、甘蔗、咖啡、牛、马、猪和天花、麻疹从旧大陆进入美洲；玉米、马铃薯、番薯、花生、辣椒、番茄、可可和烟草从美洲进入旧大陆。美国作家查尔斯·曼（Charles C. Mann）2011年的《1493》用通俗的笔法重述了这一过程。

中国也是这场交换的一部分。番薯在万历年间经吕宋（Luzon）传入福建，据记载福建商人陈振龙于1593年把薯藤带回福州；玉米、花生、辣椒也在明清之际陆续推广。这些作物能在山地和贫瘠土地上生长，后来成为清代人口增长和山区开发的重要条件之一。经济学家内森·纳恩（Nathan Nunn）和钱楠筠（Nancy Qian）的研究估计，马铃薯的传入对18、19世纪旧大陆的人口增长有显著贡献。

大西洋两岸还形成了一个残酷的贸易体系。美洲的甘蔗种植园需要大量劳动力，原住民人口锐减之后，种植园主转向非洲。欧洲的纺织品、枪支和酒运往西非换取奴隶，奴隶被运往巴西和加勒比海（Caribbean）的种植园，蔗糖运回欧洲，这就是所谓“三角贸易”（triangular trade）。16世纪的奴隶贸易主要由葡萄牙人经营，17世纪以后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相继加入，规模越来越大。

白银把世界连在一起

1545年，西班牙人在今天玻利维亚（Bolivia）的波托西（Potosí）发现了巨大的银矿；1550年代，墨西哥开始用汞齐法（patio process）提炼白银，产量大增。美洲白银一部分经大西洋运到塞维利亚（Seville），西班牙王室抽取五分之一，其余支付王室的战费和欧洲的进口，再经欧洲商人流向波罗的海、中东和亚洲；另一部分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装上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横渡太平洋，在1571年由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加斯皮（Miguel López de Legazpi）建城的马尼拉（Manila）换取中国的丝绸和瓷器。

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欧洲的同时，16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场持续的物价上涨，史称“价格革命”（Price Revolution），一百年间许多商品的价格上涨了数倍。美国经济史学家厄尔·汉密尔顿（Earl J. Hamilton）在1934年的研究中把它主要归因于美洲白银的输入；后来的学者指出，16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早在白银大量到来之前就推高了粮价，物价上涨是人口与货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物价长期上涨侵蚀了依靠固定地租生活的领主的收入，却有利于经营市场的商人和租地农场主。

明代中国正需要白银。明初发行的宝钞早已贬值，民间交易越来越依赖白银；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赋役折成银两征收，白银的需求更大。中国的银价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把白银运到中国就能获利，美洲和日本出产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经济史学家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和阿图罗·希拉尔德斯（Arturo Giráldez）在1995年发表《生来含着银匙》（Born with a Silver Spoon）一文，认为1571年马尼拉建城、美洲与亚洲之间开始常规贸易，标志着全球贸易的诞生。

白银与明朝命运的关系也有争论。美国汉学家艾维四（William Atwell）认为，17世纪30年代白银输入的减少加剧了明末的财政和社会危机；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白银输入并未出现那样剧烈的下降。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2008年的《维米尔的帽子》（Vermeer's Hat）中，从荷兰画家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画作里的中国瓷盘和海狸皮帽出发，讲述的正是这个被白银连起来的17世纪世界。

战争造就国家

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入侵意大利，此后半个多世纪，法国、西班牙和皇帝在意大利反复争夺，直到1559年的《卡托—康布雷西和约》（Peace of Cateau-Cambrésis）才告一段落。火炮能够轰塌中世纪的高墙，意大利工程师设计出低矮厚实、带有突出棱堡的新式要塞，称为“意大利式要塞”（trace italienne）。攻城战变得旷日持久，军队规模随之扩大，战争的花费成倍增长。

英国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在1955年的一次讲演中提出“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的说法，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在1988年的同名著作中发展了这一论点：军事技术和战争规模的变化，迫使君主建立常备军、常设税收和庞大的财政机构，也为欧洲日后的海外扩张提供了军事优势。批评者认为变化是渐进的，“革命”一词言过其实，这场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财政能力决定了战争的持续力。西班牙拥有美洲白银，腓力二世（Philip II）仍在1557年以后多次宣告王室暂停偿债。西班牙从意大利经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谷向尼德兰（Netherlands）输送军队和白银的路线，被后人称为“西班牙之路”（Spanish Road），维持这条路线本身就耗资巨大。北方的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面积狭小，却凭借商业与信用维持了对西班牙长达八十年的战争：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VOC）发行可以转让的股份，1609年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Bank of Amsterdam）成立，荷兰能以远低于对手的利率借到钱。

17世纪初，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来到了亚洲。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于1600年获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特许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两年后成立，两家公司都拥有在亚洲建立据点、招募军队和缔结条约的权力。荷兰人在1619年以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 Jakarta）为亚洲总部，逐步排挤葡萄牙人，控制了香料群岛的丁香和肉豆蔻贸易。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台湾南部，修建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经营对中国和日本的转口贸易，1662年被郑成功（Koxinga）逐出。1603年，荷兰船只在新加坡海峡附近劫掠了一艘满载中国丝绸和瓷器的葡萄牙商船“圣卡塔琳娜号”（Santa Catarina），为了替这次劫掠辩护，年轻的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写下了论证海洋应向所有国家开放的论著，其中一章在1609年以《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为题出版，成为国际法史上的经典文献。

国家建设也需要新的理论。法国在16世纪后期陷入宗教内战，法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在1576年的《国家六书》（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中提出，每个国家都必须有一个绝对而永久的最高权力，即“主权”（sovereignty），它可以为全体臣民立法而不受他们同意的约束，只受神法和自然法的限制。博丹希望以一个强有力的王权结束宗教派系的混战，他的主权理论后来成为近代国家理论的基石。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中，试图为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确立规则，后人称他为“国际法之父”。

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

1618年，波希米亚（Bohemia）的新教贵族把皇帝任命的两位摄政官从布拉格城堡（Prague Castle）的窗口扔出，史称“掷出窗外事件”（Defenestration of Prague），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就此开始。1620年，皇帝的军队在白山战役（Battle of White Mountain）中击败波希米亚叛军，此后丹麦和瑞典先后卷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1630年登陆德意志，连战连胜，1632年在吕岑（Lützen）战死。1635年，天主教的法国在枢机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的主持下正式对同为天主教的西班牙宣战，宗教冲突已经完全变成了大国争霸。

战争主要在德意志境内进行，军队以战养战，劫掠与瘟疫造成的死亡远多于战场上的伤亡。1631年马格德堡（Magdeburg）被攻陷后遭屠城，是整场战争中最惨烈的事件之一。英国史学家彼得·威尔逊（Peter H. Wilson）估计，德意志地区的人口损失在五分之一左右，一些地区超过一半。

1648年，参战各方在明斯特（Münster）和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签订的和约，合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确认了帝国诸侯的领地主权和宗教自主，把加尔文宗也纳入承认之列，承认荷兰共和国与瑞士邦联（Swiss Confederacy）独立于帝国之外；瑞典取得波罗的海南岸和北海沿岸的据点，法国取得阿尔萨斯（Alsace）的哈布斯堡属地。国际关系学界常把它称为近代主权国家体系的起点。德国学者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在2001年的论文中称这是后世构建的“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和约本身是在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宪制框架内重新分配权利，并没有提出主权平等的原则。可以确定的是，从1648年起，宗教不再是欧洲国家之间开战的主要理由，国家利益取而代之。

17世纪的全球危机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时，中国正处于明清易代的动荡之中：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清军随即入关。帕克在2013年的《全球危机》（Global Crisis）中把17世纪中叶的战争、叛乱和饥荒放在一起考察，认为“小冰期”（Little Ice Age）最寒冷时期的气候异常与各地的财政、政治压力相互作用，引发了从英国内战、三十年战争到明朝覆亡的一连串危机。这一论点把欧洲和中国放在同一个时间框架里观察，它对气候作用的强调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保留。欧洲在这场危机之后走向一个由主权国家相互竞争、依靠常备军和国家财政维持均势的体系；中国则由清朝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