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古人，走向分裂 · 欧洲千年图谱

15、16世纪的欧洲同时发生了两件看似方向相反的事。意大利的学者和艺术家以古希腊罗马为师，追求古典的语言、比例和人的尊严；德意志一所新办大学的神学教授要求回到《圣经》本身，结果打破了西欧一千年的宗教统一。两件事都以“回到源头”为口号，又都借助了同一项新技术——印刷术。

“文艺复兴”这个说法

“复兴”的说法最早出自当时人自己。1550年，意大利画家、传记作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出版《艺苑名人传》（Lives of the Most Excellent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用“再生”（rinascita）描述从乔托（Giotto）到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艺术，意思是古代的艺术在长久沉睡之后重新苏醒。在他之前两百年，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已经把古罗马与自己之间的年代说成一个黑暗的时期。

把“文艺复兴”（Renaissance）确立为一个历史时代，是19世纪的事。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1855年使用了这个名称；瑞士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1860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中，把它描绘为近代个人主义和世俗精神的诞生：中世纪的人只把自己看作种族、民族、家族或团体的一员，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第一次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人。

布克哈特的图景影响极大，也受到持续的修正。中世纪研究者指出，12世纪已经有过一次学术复兴，美国史学家查尔斯·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称之为“12世纪文艺复兴”；德裔美国学者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指出，“人文主义”（humanism）指的是以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为核心的一组学科，称为“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它是一套教育和学术方案，并不等于一种反宗教的世界观；社会史学者则提醒，文艺复兴主要是城市精英的文化，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并没有随之改变。今天的史学家仍然使用“文艺复兴”这个词，更多把它看作一场以古典为典范的文化运动，它与中世纪之间既有断裂，也有大量延续。

佛罗伦萨的钱与人

文艺复兴首先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尤其是佛罗伦萨（Florence）。这座城市靠毛纺业和银行业致富，毛纺业行会（Arte della Lana）是城中最有势力的团体之一。1397年，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 Medici）创办美第奇银行（Medici Bank），此后在罗马、威尼斯（Venice）、日内瓦（Geneva）、布鲁日（Bruges）、伦敦（London）等地设立分行，还长期替教廷管理财务。1434年，他的儿子科西莫（Cosimo de' Medici）结束流放回到佛罗伦萨，此后美第奇家族在保留共和制度外壳的同时，通过亲信和资金在幕后主导城市政治，直到1494年被逐出。科西莫的孙子“伟大的”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在位时，佛罗伦萨聚集了一批以古典神话为题材的画家和诗人，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维纳斯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就出自这一圈子。

富商、行会和城市政府竞相出资修建教堂、订制雕塑和绘画，借此彰显声望与虔诚。1401年，佛罗伦萨为圣约翰洗礼堂（Baptistery of San Giovanni）的青铜门举行设计竞赛，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胜过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落选的布鲁内莱斯基后来主持大教堂穹顶的建造，他设计了不需要中心支架的施工方法，1436年穹顶完工，这是当时欧洲跨度最大的穹顶。布鲁内莱斯基还通过实验总结出线性透视的方法，画家马萨乔（Masaccio）在1420年代后期的壁画《三位一体》（Holy Trinity）中把它运用得极为成功，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1435年的《论绘画》（De pictura）中把它写成可以传授的规则。

15世纪末16世纪初，艺术的中心部分转移到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重建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1508至1512年米开朗基罗绘制西斯廷礼拜堂（Sistine Chapel）穹顶，拉斐尔（Raphael）为教皇的居室绘制壁画。教廷为这些工程投入巨资，重建圣彼得大教堂的开支后来成为大规模发售赎罪券的原因之一，把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直接连在了一起。

作坊、合同与赞助人

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大多出身工匠，在师傅的作坊（bottega）里当学徒，从研磨颜料、准备画板学起。年轻的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就在佛罗伦萨雕塑家兼画家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的作坊里学艺。画家要加入行会才能独立接单，作品通常按合同订制，合同写明题材、尺寸、交货期限，甚至规定使用多少昂贵的颜料，例如从阿富汗运来的青金石研磨而成的群青。英国艺术史家迈克尔·巴克桑德尔（Michael Baxandall）在1972年的《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Century Italy）中，用这些合同和商人的日常技能解释当时人如何观看绘画，提出了“时代之眼”（period eye）的概念。

艺术家社会地位的上升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实现的。15世纪的画家仍被视为手艺人，到16世纪，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已能与教皇、君主直接往来，被同时代人视为天才。瓦萨里的传记本身就是这种地位变化的产物。

人文主义者的工作

人文主义者把研究重心放在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文献上。他们在修道院图书馆里寻访失传的古籍，佛罗伦萨的书记官科卢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和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既是学者，也是城市的官员，把古典修辞用于共和国的公文和外交。希腊语的学习在这时兴起：1397年，拜占庭学者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应邀到佛罗伦萨讲授希腊语；1438至1439年，为商讨东西教会合一，拜占庭皇帝和牧首率领代表团出席费拉拉—佛罗伦萨公会议（Council of Ferrara-Florence），随行的学者带来了柏拉图哲学的新热潮。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在美第奇家族的资助下把柏拉图的全部对话译成拉丁文。

考据的方法也在这时成熟。1440年，那不勒斯（Naples）宫廷的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通过分析用语、称谓和史实，证明教皇据以主张世俗权力的《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是后世伪造的文献。以原始文本为准、用语言和历史考证判断真伪，这种方法后来被用于《圣经》，产生了远远超出人文主义者预料的后果。

意大利的危机与马基雅维利

意大利城市国家的繁荣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均势之上。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率军入侵意大利，此后半个多世纪，法国、西班牙和皇帝在意大利反复争夺，史称意大利战争（Italian Wars）。同一年，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多明我会修士吉罗拉莫·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以末日布道主导城市政治，鼓动市民焚烧奢侈品和世俗书画，他在1497年被教皇绝罚，次年被处以火刑。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外交官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亲历了这一切。1512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后，他被解职下狱，获释后退居乡间，写成《君主论》（The Prince）和《李维史论》（Discourses on Livy）。他把政治当作可以脱离宗教道德单独分析的领域，讨论君主如何在命运无常的环境中获得和保持权力，也系统论证了共和国的优点。意大利的政治动荡与人文主义的古典学问，在他的著作里结合成了近代政治思想的一个起点。

印刷术

15世纪中叶，美因茨（Mainz）的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研制出成套的金属活字、油墨和压印机，约1455年印成《四十二行圣经》（Gutenberg Bible）。印刷术迅速传遍欧洲，到1500年，欧洲已有两百多座城市开设过印刷所，1500年以前印行的书籍称为“摇篮本”（incunabula），存世书目达数万种。威尼斯的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创办的阿尔丁出版社（Aldine Press）印行了大批希腊古典著作，16世纪初又推出小开本的古典作品，价格和便携程度都远胜抄本。

美国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在1979年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中认为，印刷术改变的不只是书的数量，还有知识的性质：同一文本可以准确地大量复制，学者可以对照、校勘和积累，错误可以被发现和纠正。英国史学家阿德里安·约翰斯（Adrian Johns）在1998年的《书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Book）中批评这种看法带有技术决定论色彩，指出早期印刷品的盗版和错讹十分普遍，印刷品的可信度是出版者、作者和读者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几乎没有人否认的是，没有印刷术，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不会以那样的速度扩散。

印刷术对自然知识的影响同样深远。1543年，布鲁塞尔出身的解剖学家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在巴塞尔出版《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书中大量精细的木刻解剖图可以原样复制到每一本书中，纠正了古罗马医生盖伦（Galen）以动物解剖为依据的许多错误；同一年，波兰教士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在纽伦堡（Nuremberg）出版。手抄本时代，图表和数字在一次次转抄中走样，印刷术让它们得以准确传播，这为下一个世纪的科学革命准备了条件。

同一时期，晚明中国的商业出版也极为繁荣，福建建阳（Jianyang）等地的书坊大量刻印通俗小说、科举用书和日用类书。美国学者贾晋珠（Lucille Chia）在《谋利而印》（Printing for Profit）中研究了建阳书坊的兴衰。两地的印刷业都在扩大读者群，欧洲的印刷品在16世纪却成了宗教论战双方的武器。两地印刷业的不同走向与各自社会的宗教和政治结构有关，比较史学者对此仍有许多讨论。

北方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传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后，更多地与宗教结合。鹿特丹（Rotterdam）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是16世纪初欧洲最有名的学者，他在1511年出版的《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中讽刺教士的贪婪和经院学者的琐碎，1516年在巴塞尔（Basel）出版了希腊文《新约》的校勘本，附有新的拉丁文译文。同一年，他的英格兰友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出版了《乌托邦》（Utopia）。莫尔后来官至大法官，1535年因拒绝宣誓承认亨利八世为英格兰教会首脑而被处死，一位人文主义者就这样死于宗教改革引发的政治冲突。伊拉斯谟主张以原文研读《圣经》、以内心的虔诚代替繁琐的仪式，他希望在教会内部实现改革。

路德与宗教改革

1517年，教廷在德意志大规模发售赎罪券，为重建圣彼得大教堂筹款，多明我会修士约翰·特策尔（Johann Tetzel）是其中最卖力的宣讲者。维滕堡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神学教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表《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批评赎罪券。论纲很快被印刷翻印，传遍德意志。

路德的主张迅速超出了赎罪券问题。1519年，他在莱比锡（Leipzig）与神学家约翰·埃克（Johann Eck）辩论，承认教皇和大公会议都可能犯错。1520年，他发表了三篇纲领性的论著，其中《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呼吁诸侯亲自改革教会。他的核心主张是：人因信仰而得救，不靠善功；《圣经》是信仰的最高权威；所有信徒都是祭司，不需要神职人员作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他用德语写作大量短小的小册子，印刷商争相翻印。美国史学家马克·爱德华兹（Mark U. Edwards Jr.）在《印刷、宣传与马丁·路德》（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1994）中研究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出版运动。

1521年，路德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Diet of Worms）上当着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拒绝撤回主张，被宣布为法外之人。萨克森选侯智者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派人把他藏进瓦特堡（Wartburg），他在那里把《新约》译成德语，1522年9月出版。路德的德语译本对现代标准德语的形成有深远影响。

宗教改革迅速成为政治和社会问题。1524至1525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German Peasants' War）中，起义农民援引福音要求减轻负担、废除农奴制，路德却站在诸侯一边，写文章呼吁镇压。瑞士苏黎世（Zurich）的乌尔里希·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发展出与路德不同的圣餐神学；主张成人受洗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s）遭到天主教和新教双方的迫害，1534至1535年一部分激进的再洗礼派在明斯特（Münster）建立神权统治，被围城镇压，这一事件让各地当局对激进教派更加警惕；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在1536年出版《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此后建立起由牧师和长老管理的教会组织。英格兰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出于离婚和王位继承的考虑，在1534年通过《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与罗马决裂。英格兰教会此后几经反复：亨利之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在位时推行新教礼仪，1549年颁行英语的《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玛丽一世（Mary I）在1553至1558年间恢复天主教，以火刑处死了近三百名新教徒；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即位后，在1559年确立了兼容两者若干传统的国教会体制，史称“伊丽莎白宗教和解”（Elizabethan Religious Settlement）。

宗教改革也改变了普通信徒的宗教生活。新教地区关闭修道院，神职人员可以结婚，路德本人在1525年娶了还俗的修女卡塔琳娜·冯·博拉（Katharina von Bora）；礼拜改用本地语言，会众齐唱赞美诗；路德在1529年编写《小教理问答》（Small Catechism），供家长在家中教导子女。新教强调每个信徒亲自阅读《圣经》，推动了识字和初等教育的普及，这一长期影响在德意志和荷兰的教育史中清晰可见。

天主教会的回应在1540年代成形。这场回应长期被称为“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德国天主教史学家胡贝特·耶丁（Hubert Jedin）主张同时使用“天主教改革”（Catholic Reformation）的说法，强调天主教会内部早在路德之前就有自发的改革运动，今天的学者多把两个名称并用。1540年，伊格纳修·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创立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获教皇批准，以教育和海外传教著称，后来来到中国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就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很快遍布世界：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49年到达日本，1552年死于广东外海的上川岛；利玛窦1583年进入广东肇庆，1601年获准定居北京。欧洲的宗教分裂与天主教的自我改革，就这样通过传教士与明代中国发生了联系。

特伦托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厘定教义、整顿教士，确认善功与圣事的地位，拒绝了新教的核心主张；1559年，教廷颁布第一部《禁书目录》（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

查理五世的失败

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s）的查理五世同时统治西班牙、尼德兰（Netherlands）、奥地利（Austria）和意大利南部，还拥有美洲帝国，是最后一位试图以皇帝身份维护西欧宗教与政治统一的君主。他的精力被三线作战耗尽：西面与法国争夺意大利，1527年他麾下哗变的军队甚至洗劫了罗马（Sack of Rome）；东面抵御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的奥斯曼帝国，1526年莫哈奇战役（Battle of Mohács）后匈牙利大部落入奥斯曼之手，1529年维也纳（Vienna）被围；内部则要应付结成施马尔卡尔登同盟（Schmalkaldic League）的新教诸侯。每当奥斯曼的威胁加剧，皇帝就不得不向新教诸侯让步，以换取他们出兵出钱，这在客观上为路德宗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1547年，查理五世在米尔贝格（Mühlberg）击败新教诸侯，却无法在帝国内恢复宗教统一。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Peace of Augsburg）承认帝国诸侯有权决定本邦信奉天主教还是路德宗，这一原则后来被概括为“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查理五世次年退位，把西班牙和尼德兰交给儿子腓力二世（Philip II），把奥地利和皇位交给弟弟斐迪南（Ferdinand I）。

宗教战争的百年

此后近一百年，欧洲在宗教战争中度过。法国的胡格诺战争（French Wars of Religion，1562—1598）中，1572年8月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使巴黎和各地数以千计的新教徒遇害，战争直到1598年亨利四世（Henry IV）颁布《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有限度地容忍新教徒才告结束。尼德兰北部各省从1568年起反抗西班牙的统治，起义领袖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在1584年遇刺身亡，战争仍然延续，前后历时八十年，最终建立了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1588年，腓力二世派出的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进攻英格兰失败。161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又把大半个欧洲卷了进去。

两种“回到源头”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共同之处，是对原始文本的重视：人文主义者校勘西塞罗（Cicero）和《新约》的希腊原文，改革者要求回到《圣经》本身。伊拉斯谟1516年的希腊文《新约》恰好把两者连在一起，路德的德语译本就以它为底本。当时有人说“伊拉斯谟下蛋，路德孵鸡”，伊拉斯谟回应说，他下的是母鸡的蛋，路德孵出的却是另一种鸟。

两者的结果截然不同。人文主义创造了一个以拉丁文通信、跨越国界的学者共同体，宗教改革则让欧洲沿着教派的界线分裂。英国史学家迪尔梅德·麦卡洛克（Diarmaid MacCulloch）在《宗教改革史》（Reformation: Europe's House Divided）中强调，这场分裂的直接受益者是各国君主和诸侯：无论改宗与否，他们都借机强化了对本国教会和臣民信仰的控制。宗教改革以个人良知与《圣经》的权威为号召，它在政治上的长期后果，却是国家对宗教事务的控制普遍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