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0年的欧洲 · 欧洲千年图谱

本栏目的叙述止于1760年前后。这一年，英国正在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中从法国手中夺取加拿大和印度的优势地位，这场战争在欧洲、北美、印度和海上同时进行，常被视为最早的全球性战争之一；几年之后，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为蒸汽机设计了分离式冷凝器，英国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即将开始。回头看1648年以后的一百多年，欧洲在三件事上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一套以实验和数学为核心、由公开的学者共同体检验的获取知识的方法；一种能以低利率长期借债、支撑大规模战争的国家财政；一场把科学方法引向宗教、政治和社会批评的思想运动。

这一百年的欧洲是否已经领先于中国，是当代史学界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要回答它，先要弄清这三件事各自是什么，又是怎样形成的。

一场“没有发生”的革命

美国科学史家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1996年出版的《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开篇第一句是：“根本没有科学革命这回事，而本书讲的就是它。”这句话概括了科学史界今天的态度。16、17世纪的欧洲在自然知识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点没有人否认；这些变化又不是一次突然、统一、与过去一刀两断的“革命”，参与者的动机、方法和信念彼此差别很大，许多人同时保留着旧的知识传统。

变化的主线是清楚的。1543年，波兰教士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出版《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把太阳放在宇宙的中心，地球成了绕太阳运行的一颗行星。丹麦贵族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在汶岛（Hven）的天堡（Uraniborg）天文台用肉眼进行了当时最精确的观测。他的助手、德意志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利用这些数据，在1609年的《新天文学》（Astronomia nova）和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Harmonices Mundi）中提出了行星运动三定律，证明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意大利的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610年发表《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s），报告了用望远镜看到的木星卫星和月面山脉，又用实验与数学研究落体和抛射运动，1633年受到罗马宗教裁判所（Roman Inquisition）的审判。

1687年，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以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统一解释了行星的轨道、彗星的运行、潮汐的涨落和地面物体的下落。1704年他又出版《光学》（Opticks）。牛顿之后，欧洲的学者相信，自然可以用少数数学定律加以描述。

牛顿本人也说明了新旧知识之间的界线有多模糊。他在炼金术和《圣经》年代学上花的精力，不亚于在物理学上。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购得并研读了牛顿的大批未刊手稿之后，在一篇写于1940年代的文章中称牛顿为“最后一位魔法师”。近代科学的开创者并不都是今天意义上的“科学家”。

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比通俗说法复杂。伽利略受审，与他在《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中公开为日心说辩护、触怒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有关，也与反宗教改革时期教会对《圣经》解释权的高度敏感有关。另一方面，皇家学会的许多成员是虔诚的新教徒，玻意耳相信研究自然就是认识造物主的智慧，他在遗嘱中捐资设立年度讲座，专门论证基督教信仰与自然知识的一致。在17世纪，多数自然哲学家把自己的工作看作对上帝创造的研究。

知识的新制度

与具体的发现相比，更持久的变化发生在知识的组织方式上。1660年，伦敦的一批学者成立了一个以实验研究自然的团体，1662年获得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的特许状，成为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格言是“不随他人之言”（Nullius in verba）。1666年，巴黎的皇家科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在路易十四（Louis XIV）的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支持下成立，院士由国家发放薪俸。1665年，巴黎的《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çavans）和伦敦的《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先后创刊，后者由皇家学会的秘书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主持，研究成果从此可以定期发表、接受同行的评判。

实验要在见证人面前进行，结果以详细的文字公开报告，让他人可以重复。夏平与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在1985年的《利维坦与空气泵》（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中研究了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的空气泵实验及其与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争论，指出这种“公开见证”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项主张是否可靠，越来越取决于一个共同体能否检验它，古代权威和个人声望的分量随之下降。欧洲各地的学者通过书信、期刊和旅行，组成了一个跨越国界、以拉丁文和法文交流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

方法之争

新的知识需要新的方法，17世纪上半叶两位哲学家分别给出了答案。英国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620年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中批评经院学者从少数公认的前提出发进行演绎推理，主张通过系统的观察、实验和记录，一步步归纳出自然的规律。他相信知识的目的在于增进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并设想由国家资助、分工合作的研究机构。皇家学会的创建者们把培根奉为精神导师。

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在1637年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中主张，先怀疑一切可以怀疑的东西，从确定无疑的起点出发，再以数学式的推理逐步建立全部知识。他把自然看作一部由物质和运动构成的机器，用充满宇宙的“涡旋”解释行星的运行。笛卡尔的体系在17世纪后期的欧洲大陆影响极大。

牛顿把两条路结合了起来：《原理》以严格的数学推导出运动定律，又以天文观测和实验加以检验。万有引力作用于远距离之外，牛顿说不出它的原因，笛卡尔派批评他重新引入了神秘的“隐秘性质”。牛顿在1713年《原理》第二版的“总释”中回应，他只陈述能由现象推出的结论，“我不杜撰假说”（Hypotheses non fingo）。此后半个世纪，牛顿派与笛卡尔派在欧洲大陆争论不休，直到18世纪中叶，牛顿的体系才在法国占据上风，伏尔泰在其中出力甚多。

会借钱的国家

1688年，英国议会中的反对派邀请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率军登陆，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出逃，史称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次年，议会迎立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Mary II）为共同君主，通过《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也不得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

这一政治变化带来了财政上的后果。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在1989年的论文《宪政与承诺》（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中认为，议会对王权的约束让国家的借款承诺变得可信，债主相信政府不会随意赖账，英国政府就能以较低的利率长期借债。这一论点影响很大，也受到修正：政治学者戴维·斯塔萨维奇（David Stasavage）指出，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利率并没有立即下降，真正让债权人放心的，是债权人利益在议会中长期占据优势，尤其是辉格党（Whigs）的执政。

1694年，一批商人认购国债并组建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向政府提供贷款；此后议会为每一笔长期借款指定专门的税收来源。英国史学家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在1989年出版的《权力的支柱》（The Sinews of Power）中，把18世纪的英国称为“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它的人均税负明显高于法国，征收啤酒、麦芽、烟酒等商品消费税（excise）的官员队伍相当专业，战时再以国债筹集巨款。18世纪英法之间的历次战争，英国往往能借到更多的钱、支撑更久。七年战争中，英国的国债大幅增加，却仍能按时付息；法国王室的财政则深陷债务，这一负担一直延续到大革命的前夕。

法国走的是另一条路。路易十四的战争留下了巨额债务，他死后，摄政政府在1716年起采纳苏格兰人约翰·劳（John Law）的方案，设立发行纸币的银行，又让他的密西西比公司（Mississippi Company）以股票置换国债。1720年，公司股价暴跌，纸币信用崩溃，法国社会对银行和纸币的疑虑延续了几十年。同一年，英国的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也发生了类似的泡沫与崩盘，但英国的国债制度经受住了这次冲击。两国此后的财政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政治制度能否为国家的借款提供可信的担保。

君主与启蒙

17世纪后期的欧洲大陆上，另一种强国之路同样引人注目。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Palace of Versailles）建立起盛大的宫廷，把大贵族置于身边，以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治理法国。俄国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自上而下推行西化改革，1703年兴建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Frederick the Great）在1740年即位后夺取西里西亚（Silesia），以一支规模与人口极不相称的军队跻身强国。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在这样的环境里展开。约翰·洛克（John Locke）1689年出版的《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主张政府经人民同意而成立；法国作家伏尔泰（Voltaire）在1734年的《哲学通信》（Lettres philosophiques）中介绍英国的宗教宽容、议会制度和牛顿学说，借此批评法国的教会与专制。1751年起，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让·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主编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陆续出版，把科学、技术和各种手工艺的知识系统地整理出来，交给公众。启蒙思想家把科学方法所代表的理性，用到了宗教、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评判上。

启蒙思想的传播依靠一批新的公共场所。1652年伦敦出现第一家咖啡馆，此后咖啡馆遍布伦敦，商人、学者和政客在这里读报、议论时事；巴黎的沙龙由贵族女主人主持，作家和哲学家在其中交流思想；各地的阅读会、学会和共济会（Freemasonry）分会也提供了讨论的场所。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1962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中，把这些场所视为近代“公共领域”的起源：私人在这里聚集，对公共事务进行理性的讨论。一些君主也乐于以“开明”自居，腓特烈大王与伏尔泰通信多年，但普鲁士的农奴制和贵族特权原封未动。

欧洲眼中的中国

17、18世纪也是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最感兴趣的时期。在华耶稣会士（Jesuits）的书信和著作把中国的历史、制度和儒家经典介绍到欧洲。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人在巴黎出版了拉丁文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收入《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德意志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在1697年编印《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主张欧洲与中国互相学习；他在1701年收到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寄来的伏羲六十四卦图，从中看到了自己早已构想的二进制。伏尔泰在1755年把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1756年的《风俗论》（Essai sur les mœurs）把中国放在世界史的开篇，以儒家伦理对照欧洲的宗教狂热。

中国的器物同样风靡欧洲。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和茶叶成为上层社会的时尚，宫廷和贵族宅邸兴起模仿中国风格的装饰，艺术史上称为“中国风”（chinoiserie）。欧洲人长期无法烧制硬质瓷，直到1710年萨克森的迈森（Meissen）才建起欧洲第一座硬质瓷工场。

另一种声音也在出现。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1748年的《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中把中国归入以恐惧为原则的专制政体。天主教会内部关于中国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愈演愈烈，1704年教皇克莱孟十一世（Clement XI）裁定禁止中国信徒祭孔祭祖，1715年又以通谕重申；康熙帝对此十分不满，雍正二年（1724）清廷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教。欧洲的“中国热”在18世纪后期逐渐退潮，到19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从一个值得效仿的文明，变成一个停滞的帝国。

中国宫廷里的西学

欧洲人研究中国的同时，清朝宫廷也在接触欧洲的科学。明末，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与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Elements）的前六卷，1607年刊行。清初，德意志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主持钦天监，以西法编订的历法颁行天下。康熙初年，杨光先上书攻击西洋历法，汤若望等人获罪。康熙八年（1669），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与钦天监官员当众测验日影，西法的预测更为准确，南怀仁随即受命主持历法。

康熙帝晚年自述，正是这场历法之争让他下决心亲自学习西方的数学与天文。此后他向南怀仁、白晋、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等传教士学习几何、算术和测量，晚年组织编纂《律历渊源》，其中的《数理精蕴》系统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康熙对西学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历算、测绘等实用领域，由宫廷和少数学者掌握，没有形成欧洲那样的学会、期刊和公开的学术讨论；雍正禁教以后，西学传入的渠道也大为收窄。

工业革命的前夜

1760年以前，英国的一些技术变化已经开始。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在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科尔布鲁克代尔（Coalbrookdale）用焦炭代替木炭炼铁，摆脱了木材短缺对炼铁业的限制；1712年，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的蒸汽机开始用于矿井抽水；1733年，约翰·凯（John Kay）发明飞梭（flying shuttle），织布速度大大提高，棉纱的供应随之紧张，这又刺激了此后纺纱机的发明。英国拥有储量丰富、便于开采的煤矿，城市和海外贸易的扩张带来了较高的工资。

农业同样在变化。17、18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enclosure）把分散的敞田和公地合并为私人的围场，引入芜菁和苜蓿的轮作，饲料增加，牲畜和肥料随之增加。农学家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在1701年前后改进了条播机。这些变化常被称为“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它的时间和幅度在经济史学界仍有争论，但18世纪英国以较少的农业劳动力养活了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这一点大体是清楚的。

这些技术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英国，经济史学界有几种主要的解释。英国经济史学者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在2009年的《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中认为，关键在于英国独特的价格结构：工资高、煤炭便宜，企业家有动力发明以机器和煤炭替代人力的技术，而在工资低、燃料贵的地方，同样的机器并不划算。美国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则强调“工业启蒙”（Industrial Enlightenment）：科学共同体的成长、技术知识的交流和对“有用知识”的普遍信念，让发明能够持续积累，而不止于一时一地的巧思。荷兰经济史学家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提出“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的概念，认为17、18世纪西北欧的家庭为了购买糖、茶、布料等新商品，投入了更多的劳动时间，扩大了市场需求。三种解释分别强调价格、知识和需求，彼此并不排斥。

1760年，欧洲领先了吗

2000年，美国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比较了英格兰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认为直到18世纪中叶，两地在生活水平、市场发育和农业生产率上大体相当，欧洲与中国的差距主要在1800年以后才拉开；英国的突破有赖于两项“意外”的条件：便于开采的煤炭，以及美洲殖民地提供的土地与资源。这部书和同属“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其他著作，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叙事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争论持续了二十多年。美国学者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认为，长江三角洲的农业早已陷入“内卷化”（involution），单位劳动的收益递减，与英格兰不可同日而语。依据工资、物价和国民收入重建的一系列研究，如艾伦及其合作者对中国工资的研究、史蒂芬·布罗德伯里（Stephen Broadberry）等人对各国人均收入的估算，认为英格兰和荷兰的实际工资和人均收入在1700年前后已经明显高于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分流开始得更早。也有学者指出，比较单位应当是国家还是区域、比较的指标是工资还是生产率，都会影响结论。

可以确定的是：到1760年，欧洲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几项优势，包括以实验和数学为核心、由公开共同体检验的科学方法，能以低利率长期借款的国家财政，以及在多国持续竞争中不断改进的军事与航海技术。工业革命带来的全面差距，则是19世纪的事。清朝在同一时期实现了人口和疆域的空前扩展，人口在18世纪末达到约三亿，维持了一个庞大帝国的长期稳定。两条道路在此后一个世纪里分道扬镳，这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已经超出了本栏目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