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示
1940年6月13日，巴黎的墙上贴出一张告示，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军队不在城里作战，市民不得有任何敌对举动，保持镇静。贴告示的人不多，驻足去读的人更少——那几天，巴黎人自己也在走。
得往回倒几天，再往回倒一年。1939年8月底,《蒙娜丽莎》装进特制的木箱，随卡车队撤往卢瓦尔河谷的城堡，卢浮宫的大画廊空了；圣礼拜堂的彩色玻璃拆下来，一格一格装箱入库。开战之前，巴黎就把最值钱的东西送走了，城自己留在原地，广场上的纪念碑围起沙袋，等着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轰炸。轰炸来过一次。1940年6月3日，德国空军空袭巴黎西南郊的工厂区，死了二百多人。这是巴黎在这场战争里挨的第一次像样的轰炸，也差不多是最后一次。
5月中旬起，比利时和法国北方的难民成群经过巴黎，火车站前支起临时的粥棚。巴黎人排队去看，递水，递面包，没有多少人想到几个星期后自己也会上路。报纸一天薄过一天，四个版缩成两个版,6月初陆续停刊；电台放轻音乐，战报含含糊糊，前线在哪里，谁也说不清。宪兵在城门口查证件，查着查着，自己接到了南撤的命令。
6月10日，政府决定弃城。部长们的车队连夜南下，先到卢瓦尔河畔的图尔，几天后再退波尔多。同一天，意大利对法宣战，墨索里尼把时辰算得很准。外交部的院子里烧了一整天档案，焦黑的纸片飘过塞纳河，落在还没走的人家的窗台上。北郊的油库起火，黑烟压在城市上空，白天像阴天，阴天像黄昏。
6月14日清晨，德军先头部队从北面进城，没有听到一声枪响。当天就有部队列队走过香榭丽舍大街：军乐，马靴，摩托车斗里的机枪。埃菲尔铁塔上挂出万字旗。美国大使蒲立德留在城里没走，使馆照常开门——大城易手的那几天，城里地位最高的官员是一位外国大使，他居间传话，安排了这座城市的交接。
头几天的占领军纪律很好，给孩子发糖，扶老人过马路，宣传连的摄影师在旁边拍照。面包店奉命开门，电影院很快复业，墙上贴出的布告用两种语言劝市民各安其业。巴黎人后来回忆这段日子，用的词是“规矩”。规矩没有维持太久，那是后面四年的事了。
巴黎的建筑毫发无损。卢浮宫、圣母院、歌剧院，一块石头都没缺。代价写在那张告示里：不设防，不抵抗，把街道、桥梁、电台和警察局原样奉上。四年后，从海峡对岸打回来的军队会给出另一种算法——诺曼底那些抵抗过、争夺过的城市，大半化成碎石。哪种代价更重，不好说，也不必急着说。进城当天，全城的钟拨快一小时，改用柏林时间。巴黎的四年，从这一个小时开始。
六月的公路
城里安静下来，城外的公路正相反。从5月中旬到6月下旬，法国和比利时约有六百万到八百万人弃家南逃，法语里管这件事叫 l'Exode,大出走。欧洲现代史上没有过规模这样大的短期人口流动。巴黎将近三百万人口，到德军进城那天剩下不足百万，有估计说只剩七十来万。整栋整栋的公寓空着，门房走了，牛奶没人取，猫留在关死的窗子后面。
南逃的人不走北站。北站的铁轨伸向的方向，正是人们要逃离的方向。人潮涌向奥斯特里茨站和蒙帕纳斯站，站台上人贴着人，车顶和踏板上都是人，开一班少一班。更多的人上了公路。私家车顶上绑着床垫——逃难人群里口口相传的知识，说床垫挡得住机枪子弹；运干草的马车，婴儿车，自行车，北方小城整队开出来的消防车，殡仪馆的灵车里坐着一家老小。汽油很快耗尽，抛锚的汽车被推进路沟，人下来接着走。巴黎到奥尔良一百多公里，有人走了一个星期。卢瓦尔河的桥头堵成死结，桥一断，人流折向下一座桥。
德国飞机来的时候，先是引擎声，再是俯冲的啸叫，人群朝两侧田里扑倒。公路上的死者没有确切统计，只知道路沟边新起的土堆一路都是。逃难的队伍里，比利时人有的是第二次上路,1914年那年，他们的父辈走的也是这些路。
孩子在混乱里走失。与父母失散的儿童数以万计，常被引用的一个数字是九万——确数难考，量级不会错。红十字会和报纸在战后登了多年寻亲启事：某年6月某日在某国道走失，时年四岁，蓝布衫，左耳后有痣。这样的启事一直登到五十年代。有些孩子找回来了，有些启事登着登着就停了。
乡下的牛没人挤奶，胀着奶在田里哀叫。写这场逃亡的回忆录不少，写机枪的多，写死人的多，写得最痛的常常是这叫声。谣言跑得比人快：伞兵化装成修女落在后方，水井被下了毒，第五纵队无处不在。政府自己也在这条路上，部长的车与难民的车挤在同一条国道，加不到油的时候一样动弹不得。涌到波尔多的人，让那座城在几个星期里挤下了平时两三倍的人口。
6月17日中午，贝当通过电台宣布，法国要求停战。公路上有汽车开着收音机，人群围拢去听。有人哭，有人松了一口气，两种人挤在同一条路上，朝同一个方向走。
也有留在原地的人。德军进沙特尔那天，全城已近乎空城，省长让·穆兰没有走。德国人要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把德军自己制造的暴行栽到法军的塞内加尔士兵头上。穆兰不签，挨了打，夜里在关押处用碎玻璃割喉，没有死成。三年后，他是整合全法抵抗运动的那个人,1943年落进盖世太保手里，死于酷刑。1940年6月，他只是逃亡公路尽头留在原地的少数官员之一，脖子上从此多了一道疤，后来的照片里，他总围着围巾。
手稿
这场逃亡有一部小说，小说有一只手提箱的来历。
伊雷娜·内米洛夫斯基,1903年生于基辅，银行家的女儿，随家逃过俄国革命，在巴黎长成法语作家。二十六岁写《大卫·格德尔》成名，小说畅销，改成电影和话剧，她成了巴黎文坛的名人。她申请入籍法国，被拒。犹太人,1939年受洗成天主教徒，没有用。1940年，她和丈夫米歇尔·爱泼斯坦带着两个女儿避到勃艮第的小村伊西莱韦克。出版社不再敢出她的书，报纸不再登她的文章。1942年6月起，她的外衣上缝着黄星。每天上午，她拿着笔记本到村外的树林里写作。
她动手写一部大书，按交响乐的结构设想了五个乐章，总题《法兰西组曲》。写成的有两章。第一章《六月风暴》,写的正是1940年6月的公路：银行小职员米肖夫妇徒步南逃，体面的佩里冈太太带着仆人、银器和孩子上路，自负的名作家科尔特在混乱里丢尽体面。写这些她用的是现在时——不是追忆，是身边的事，是刚刚走过的路。第二章《柔板》写占领下的小镇，第三章拟题《被俘》,只留下笔记里的提纲。纸张短缺，她的字越写越小，蓝墨水，密得像织出来的布。
1942年7月13日，法国宪兵到村里逮捕了她。7月17日的递解列车把她送往奥斯维辛,8月17日她死在那里，营方记录写的是斑疹伤寒。米歇尔到处写信求情，写给出版商，写给贝当，写给德国大使。11月，他自己也被递解，到营当天进了毒气室。两个女儿由保姆带着东躲西藏，活了下来。大女儿德尼丝一路拖着一只手提箱，里面是母亲的笔记本。据姐妹俩后来回忆，战后她们去尼斯投奔外祖母，隔着门就被回绝了。
德尼丝几十年不敢读那个本子，以为是母亲的日记，读了受不了。九十年代末，她拿着放大镜逐字誊抄，发现那不是日记，是完整的小说。2004年,《法兰西组曲》在巴黎出版，得了勒诺多奖——这个奖头一回颁给死者。写1940年6月的书，读者在六十四年后才读到。手稿在箱子里的年头，比作者在世的年头还长。
五个年头
战前从伦敦去巴黎，体面的走法是金箭号：上午在维多利亚站上车，多佛尔下车登船，加莱上岸再上车，傍晚前抵达巴黎北站，全程七个小时上下。1940年5月，这条线断了。
断了之后想走这段路，只剩两种走法。一种是绕。合法的旅行要取道里斯本，中立国的航班和签证，轮不到普通人；从法国逃回英国的人走的是反方向的暗线，由带路人领着翻比利牛斯山进西班牙，再绕直布罗陀回伦敦，一趟几个月，组织这些线路的有一位二十多岁的比利时姑娘，前后送出去几百名坠机的飞行员。另一种是打。1944年6月在诺曼底的滩头上岸，一道树篱一道树篱地推进,8月25日进巴黎。晴天站在多佛尔的白崖上望得见加莱的海岸，这段望得见的路，跨了五个年头。
占领的四年里，北站的列车照开。时刻表上添了开往德国的车次，先是休假的士兵——德军有个安排，叫“人人到巴黎一次”,占领军的观光客举着相机挤满蒙马特高地；后来是强征劳工的专列。递解犹太人的列车不从北站走，从东北郊勒布尔热、博比尼两个小站发车，从法国被送往东方的犹太人七万六千，战后生还的不到三千。这座城市把最黑的一页放在郊外不起眼的站台上。
1944年8月，先动手的是铁路工人。8月10日铁路罢工，接着警察罢岗，接着街垒立起来。希特勒下令毁城，炸桥，焚毁纪念性建筑；城防司令冯·肖尔铁茨没有执行。命令确有其事，没执行也确有其事，肖尔铁茨战后把巴黎的完好记在自己账上，史家对他的动机争论至今。8月24日夜里，头一批开进市政厅广场的半履带车，车身上喷着瓜达拉哈拉、特鲁埃尔——西班牙内战的战场，车组是流亡的西班牙共和派老兵。第二天，肖尔铁茨签字投降，投降书签在蒙帕纳斯车站——四年前巴黎人从这里逃难南下，受降就设在这里，不知是谁的安排。8月26日，戴高乐步行走过香榭丽舍。四年零两个月之前，德军在同一条大街上列队走过。
金箭号1946年春天复驶，还是七个小时。1994年，海峡隧道通车，火车从海底走。今天，伦敦圣潘克拉斯到巴黎北站,2小时16分。
沿线
写了十三章，车到终点，把沿线点过的人和事拢一拢。
加莱。尼科尔森准将和他的一个旅奉命守城，伦敦的电报明说不撤退，为盟友的观感守到最后。他们守到了最后。他死在战俘营里，没等到战争结束。
里尔。四万法军在包围圈里多顶了四天，敦刻尔克的海滩因此多装走成千上万的人。投降那天，德军准许他们持枪列队走过大广场，军号相送。军礼之后，是战俘营的五年。
兰开斯特里亚号。圣纳泽尔外海，一艘严重超载的邮轮中弹，二十分钟沉没。死难人数说法不一，从三千到接近六千都有人讲。消息被压下，英国人过了很多年才知道，本国史上死人最多的海难发生在1940年6月17日。
海峡群岛。英王的属地上升起万字旗，五年。伦敦隔着海望着，没有来。
卡昂。石头砌的老城被盟军自己的炸弹犁过一遍，解放它的代价是抹平它。巴黎的完好与卡昂的碎石，是同一道题的两个解。
诺莱特。索姆河口的小村，八百多座华工的墓，碑上刻着“流芳百世”“勇往直前”,山东口音的名字被威妥玛拼音拼得七扭八歪。他们比这场战争早到了二十多年，躺在离海不远的地里。
利物浦。大西洋航线上的海员，一船一船的粮食和油料换一个个不再回港的名字；还有战争一结束就被悄悄遣返的中国水手，妻子和孩子过了几十年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窄海还是那道窄海。最窄处三十三公里，天气好的时候两岸互相望得见。望得见，过不去，四年里就是这样。
敦刻尔克街
2026年8月8日，一个平常的下午。欧洲之星减速，滑进北站的玻璃顶棚，广播先用法语再用英语报站。车厢里的人抬头，伸懒腰，更多的人低头看手机，回邮件，查地铁线路，订晚上的馆子。护照在伦敦就查过了，下车就是巴黎的站台。从圣潘克拉斯开出到这里,2小时16分，中间在海底走了二十几分钟：黑一阵，亮了，是法国。
这趟车从圣潘克拉斯开出，这个系列也是。十三章之前，它驶出伦敦，肯特郡的原野，福克斯通的隧道口，加莱一侧的白光。一路写的都是车窗里看不见的东西。
北站是欧洲最繁忙的车站之一，每天几十万人从它的大厅里穿过。正立面是1860年代建的，檐口上立着一排石像，一尊石像是一座城：伦敦、维也纳、柏林、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北站的火车开往的地方。1940年6月14日，它们站在那里;1944年8月25日，它们还站在那里。石头的城市不换防。
出站。站前的街不宽，咖啡馆的椅子朝着人行道，拖行李箱的旅客一拨接一拨。墙上钉着蓝底白字的路牌:Rue de Dunkerque,敦刻尔克街。
十三章没有写敦刻尔克。那个故事讲的人够多，这个系列绕着它走了一路。下了车，它钉在出站口的墙上，街上没有人抬头看。行李箱的轮子碾过人行道，一只接一只，朝各自的方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