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汽车制造商可以自己铸造发动机缸体，也可以向供应商采购；一家手机公司可以自建工厂，也可以把组装交给代工企业。同样的零部件，有时在企业内部由经理下达指令生产，有时在市场上按合同价格买进。如果价格机制像教科书说的那样能有效协调分工，为什么还需要企业这种「指令的孤岛」？反过来，如果指令比价格更有效，为什么不把整个经济组织成一家大企业？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使用市场是有成本的。六十年后，他因为揭示交易成本和产权对经济制度结构的意义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课沿着科斯的两篇论文展开。学完本课，读者应能说明交易成本怎样决定企业的边界，能用数字例子说明科斯定理及其前提，能推导资产专用性下的敲竹杠问题并解释纵向一体化的动机，也能判断一项业务适合自己做还是外包。前置知识只需要供求与利润最大化的基本概念。
一、科斯的问题
1931至1932年，二十一岁的科斯拿着一笔旅行奖学金到美国考察工业组织，参观了福特、通用汽车等企业的工厂。他注意到，经济学教科书把经济描述成由价格协调的网络，工厂内部的分工却完全由管理层安排。工人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原因是有人下了命令，相对价格并没有变化。这个观察后来写进了《企业的性质》。
科斯的回答是，通过市场组织生产要付出成本。要找到合适的交易对象，要了解价格和质量，要谈判、起草合同，还要监督合同的执行，这些统称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企业用一份长期的雇佣合同取代一连串短期的市场合同，雇员在一定范围内接受指挥，省掉了逐笔谈判的成本。但企业内部的协调也有成本，规模越大，管理者掌握的信息越不完整，决策越容易出错，资源配置的效率随之下降。
于是企业的边界由边际条件决定。一项交易放在企业内部组织的成本，与放在市场上组织的成本相比较，哪个更低就放在哪里；企业会一直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再多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恰好等于在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的成本。这个回答在当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因为「交易成本」很难度量，直到1970年代以后，它才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
二、外部性与科斯定理
科斯1960年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结论却出自同一个思想。当时的标准看法来自阿瑟·庇古（Arthur Pigou），一家工厂的烟尘损害了邻居，工厂没有为这种损害付费，产量就会过多，政府应当向工厂征税，使它承担全部社会成本。
科斯指出，损害是相互的。工厂排烟损害了邻居，禁止工厂排烟也损害了工厂，问题在于让哪一方承受损害对社会总价值更有利。他用了一个养牛人与种麦人的例子。设想养牛人的牛群每年踩坏邻家麦田，造成100元的损失，在两块地之间修一道围栏要花60元。
| 情形 | 法律规定 | 谈判结果 | 社会总成本 |
|---|---|---|---|
| 一 | 养牛人须赔偿损失 | 养牛人自己修围栏（60 < 100） | 60 |
| 二 | 养牛人无须赔偿 | 种麦人修围栏，或付钱请养牛人修 | 60 |
两种法律规定下，围栏都会修起来，社会总成本都是60。法律规定只决定由谁付这60元，改变的是收入分配，不改变资源配置。如果修围栏要花150元，两种情形下都不会修，损失100元由法律规定的一方承担，资源配置同样相同。
这个结论被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教科书中概括为「科斯定理」，即只要产权界定清楚，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分配给谁，当事人通过谈判都能达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科斯在1960年的论文里还引用了英国1879年的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Sturges v. Bridgman），一位医生新建的诊室紧挨着糖果商的研钵，噪声妨碍了诊疗，法院判糖果商停止使用设备。科斯分析说，如果诊室的价值更高，即使判决有利于糖果商，医生也会出钱请糖果商搬走或改造设备，反之亦然。
科斯本人强调的是定理的反面。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并不存在，现实中当事人往往很多、信息分散、谈判困难，这时初始的产权分配和法律规则就会影响最终的资源配置。在上面的例子里，若种麦人有几十户，组织起来与养牛人谈判的成本超过40元，情形二下围栏就修不起来，社会要多承担40元的损失。所以法律应当把权利分配给最看重它的一方，或者设计使交易成本最低的规则。科斯定理的价值，正在于把注意力引向交易成本与制度安排。
三、企业规模的边际条件
科斯的边际条件可以用一个数字例子说明。设一家企业需要组织一系列交易，每一笔在市场上完成的成本都是10，包括寻找供应商、谈判和监督合同的费用。如果放在企业内部组织，第1笔交易的管理成本只有4，此后每多组织一笔，管理成本增加1，因为管理层要处理的信息越来越多，协调越来越难，第 笔的内部成本为 。
企业会把内部成本低于市场成本的交易都收进来。第1到第6笔的内部成本分别为4到9，都低于10，放在企业内部更合算；第7笔的内部成本恰为10，两种方式没有差别；第8笔以后内部成本超过10，交给市场更合算。企业的规模停在第7笔左右，这就是「内部再多组织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含义。
这个例子还说明了两种力量怎样移动企业边界。管理技术进步、信息系统普及，内部成本的增长变慢，企业会变大；通信与支付更便利、市场上的合同更容易执行，市场交易成本下降，企业会变小，更多环节被外包。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型一体化企业的兴起，与此后几十年专业化分工与全球供应链的扩张，都可以放在这个框架中理解。
四、从科斯定理到排放权交易
科斯定理有一个直接的政策应用。如果污染的问题在于没有人拥有清洁空气的产权，政府可以创造产权，把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分配给企业，允许企业之间买卖。约翰·戴尔斯（John Dales）在1968年提出了这种思路。总排放量由政府确定，减排成本低的企业多减排、把多余的许可卖出，减排成本高的企业买入许可，最终以最低的总成本达到同样的减排目标。
美国1990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建立了二氧化硫排放交易制度，用于控制电厂的酸雨污染，后来的研究普遍认为它以低于预期的成本完成了减排目标。欧盟在2005年启动了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国也在2021年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批纳入的是发电行业。这些制度并不要求受害者与污染者逐一谈判，它们由政府设定总量、界定产权，再让市场完成交易，正是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对科斯思想的运用。
五、资产专用性与敲竹杠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1970至1980年代把科斯的思想变成了可以分析的框架，并因此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问的是，什么样的交易容易放在企业内部？他的答案集中在一个概念上，即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
一项资产如果只在某一段交易关系中才有高价值，转作他用就会大幅贬值，它就是专用的。为某一家汽车厂设计的冲压模具、建在煤矿旁边专供一家电厂的铁路支线、熟悉某个客户系统的工程师，都是专用资产。专用资产的投资一旦做出，投资方就被「锁定」在这段关系里，对方可以在事后重新谈判、压低价格，攫取投资带来的收益。这被称为敲竹杠（hold-up）。
敲竹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推导。设供应商可以为某家买方做一项专用投资，投资水平为 ，成本为 。投资使双方交易的价值提高 ，但对其他买方没有价值。如果合同能在事前把价格写清楚，供应商得到全部收益，会选择 使 最大，即
问题在于合同常常是不完全的。投资水平难以被法院核实，产品的规格、需求的变化也很难事先写全，价格只能在投资之后再谈。设事后双方平分交易价值，供应商只能得到 ，它会选择 使 最大：
投资只有有效水平的一半，社会损失了12.5，即四分之一的剩余。供应商预见到自己会被敲竹杠，就少投资，这是不完全合同下的典型效率损失。
图1中供应商按自己得到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来决定投资。事后只能分到一半价值时，它面对的边际收益从10降到5，投资随之减半，两条水平线与边际成本线所夹的三角形就是社会损失的12.5。
解决的办法有几种。双方可以签订长期合同，事先锁定价格和数量；可以互相持有对方的专用资产作为「人质」；也可以由一方把另一方买下来，即纵向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一体化以后，投资方与使用方属于同一个所有者，没有人再在事后讨价还价。威廉姆森据此预言，资产专用性越强、不确定性越大、交易越频繁，交易越可能放在企业内部；资产通用、交易标准化时，市场采购更有效率。
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与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1986）以及哈特与约翰·穆尔（John Moore，1990）进一步指出，一体化也有代价。所有权决定了合同没有写到的情形下由谁说了算，即剩余控制权。把供应商买下来，供应商的经理失去了剩余控制权，他自己的投资积极性也会下降。所以所有权应当交给其投资对合作价值最重要的一方。哈特因合同理论与本特·霍姆斯特伦（Bengt Holmström）分享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者的工作是第二十四课的主题。
六、费雪车身与通用汽车
讨论资产专用性最常引用的案例，是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收购费雪车身公司（Fisher Body）。本杰明·克莱因、罗伯特·克劳福德与阿尔门·阿尔钦（Benjamin Klein, Robert Crawford and Armen Alchian，1978）的叙述是这样的。1910年代，汽车车身从木质敞篷转向金属封闭式，冲压金属车身需要专用的模具和设备。1919年，通用汽车购入费雪车身60%的股份，并签订十年的独家供货合同，车身价格按成本加成确定。
按照他们的叙述，成本加成的定价方式给了费雪车身扩大成本的激励。1920年代通用汽车对封闭式车身的需求远超预期，费雪车身却拒绝把工厂建在通用汽车的装配厂旁边，因为远离装配厂的运输费用可以计入成本，并按加成获得利润。双方关系恶化，通用汽车在1926年收购了费雪车身的剩余股份。这个故事成为教科书中「资产专用性导致敲竹杠，敲竹杠导致纵向一体化」的标准例证。
这个案例后来受到了史实上的质疑。2000年，《法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同期刊出几篇论文重新查证档案。科斯本人发现，费雪车身在1920年代把多家工厂建在了通用汽车的装配厂附近，收购的主要动机是确保费雪兄弟作为管理人才留在通用汽车；罗伯特·弗里兰（Robert Freeland）与拉蒙·卡萨德苏斯—马萨内尔和丹尼尔·斯普尔伯（Ramon Casadesus-Masanell and Daniel Spulber）也认为档案不支持敲竹杠的说法。克莱因在同一期撰文回应，坚持原有解释。这场争论提醒读者，一个理论的标准例证本身也需要核对史料，理论可以成立，它最著名的故事却未必准确。
七、自己做还是外包
交易成本理论为「自己做还是外包」（make or buy）提供了一组判断标准。资产专用性强的环节，比如核心技术、需要与其他环节紧密配合的定制部件，外包后容易受制于人，更适合放在企业内部；标准化程度高、有多家供应商竞争的环节，比如通用零件、物流、清洁服务，市场采购的成本更低，也能借助竞争约束价格和质量。
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同样重要。需求和技术变化快的环节，合同很难写全，事后重新谈判频繁，一体化的好处更大；只偶尔发生的交易，为它建立内部组织不划算。当代电子产业的代工模式说明了另一面，当一个环节的生产高度标准化、代工企业同时为多家客户服务、可以把专用设备分摊在大量订单上时，资产专用性降低，品牌企业就可以把制造外包出去，专注于设计与销售。
信息技术也在改变企业的边界。搜索和比价更容易，交易记录可以追溯，合同执行可以通过平台评价和电子支付保障，市场交易的成本下降，一些原本在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被外包或交给平台上的个体劳动者。另一方面，数据和软件系统的专用性很强，又促使一些企业把关键环节收回内部。企业边界随着两类交易成本的相对变化而移动，这正是科斯在1937年给出的分析框架。
八、平台：市场还是企业？
网约车、外卖和家政平台给科斯的问题带来了新的形式。平台不雇用司机，司机自己拥有车辆、自己决定何时上线，看起来像是市场；平台却统一定价、派单、规定服务标准、用评分管理司机，又带有企业内部指挥的特征。平台把搜寻和匹配的成本降到很低，又用算法和评分承担了一部分原本由经理完成的监督工作，它处在市场与企业之间。
这种中间形态带来了法律上的争议。司机究竟是独立承包人还是雇员，决定了平台是否要承担最低工资、社会保险和工伤责任。英国最高法院在2021年的优步案判决中认定，优步司机属于「劳动者」，享有最低工资和带薪休假等权利；许多国家也在讨论为平台劳动者设立新的保障类别。用交易成本的语言说，平台对司机的控制越多，这段关系就越接近企业内部的雇佣关系，法律上把它当作市场交易的理由就越弱。
九、企业边界的实证证据
交易成本理论的预言可以用数据检验。柯克·蒙特韦德（Kirk Monteverde）与戴维·蒂斯（David Teece，1982）研究了美国汽车厂商的零部件，发现设计和制造需要更多专门工程知识的部件，更可能由汽车厂自己生产，这与资产专用性的解释一致。斯科特·马斯滕（Scott Masten，1984）在航空航天工业中发现了相同的规律，越是专用、越是复杂的部件，越倾向于内部生产。
保罗·约斯科（Paul Joskow，1987）研究了美国燃煤电厂与煤矿之间的供煤合同。建在煤矿旁边的「坑口电厂」基本只能从这一座煤矿买煤，煤矿也主要把煤卖给这家电厂，双方的专用性最强；从远方采购、可以在多个煤矿之间选择的电厂，专用性弱得多。数据显示，专用性越强，双方签订的合同期限越长，坑口电厂的合同往往长达数十年。长期合同在这里替代了一体化，起到保护专用投资的作用。
这些研究说明，企业边界和合同形式的选择并不随意，它们对资产专用性、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作出系统的反应。交易成本理论因此是在实证上得到较多支持的组织理论之一，尽管「交易成本」本身仍难以直接度量。
十、常见误解
第一种误解是「科斯定理说明产权怎样分配都无所谓」。即使交易成本为零，产权分配也决定了谁付钱、谁得益，财富分配完全不同；如果当事人的支付意愿随财富变化，产权分配甚至会影响最后的资源配置。科斯定理说的是在特定条件下效率与产权分配无关，它没有说公平与产权分配无关。
第二种误解是「科斯定理主张政府不应干预」。科斯本人强调的是比较不同制度安排的实际成本，市场谈判、企业内部协调、政府管制、法院判决都有成本，应当具体比较哪一种成本更低。他批评只在黑板上推演、不看现实制度的「黑板经济学」，这种批评同样适用于认为市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行解决问题的观点。
第三种误解是「企业越大越有效率」。科斯的边际条件说明，企业扩大到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市场交易成本时就应停止，规模继续扩大，管理层级增多，信息传递变慢，组织成本会超过市场成本。大企业剥离非核心业务、把部分环节外包，与兼并扩张一样，都是在调整企业的边界。
十一、模型的边界
交易成本理论最常受到的批评是概念难以度量。「交易成本」可以解释几乎任何组织形式，事后总能找到一种成本来说明为什么这样安排，这使它在一段时间里难以检验。威廉姆森的贡献之一，是把交易成本落实到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这些可以观察的维度上，之后有大量实证研究检验了这些预言，比如发电厂与煤矿之间的合同期限随专用性提高而延长。
理论对企业内部的描述也比较粗略。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员工的努力程度、管理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冲突，并不能完全用交易成本概括，这些问题由第二十四课的委托代理理论处理。科斯定理本身常被误读为「市场总能自行解决外部性」，科斯的原意恰恰相反，他提醒经济学家研究交易成本为正的真实世界，以及法律和制度怎样影响这个世界的资源配置。
小结
| 概念 | 含义 | 核心结论 |
|---|---|---|
| 交易成本 | 使用市场的成本：搜寻、谈判、签约、执行 | 企业用命令替代逐笔交易 |
| 企业边界 | 内部组织与市场交易的成本比较 | 扩张到两者在边际上相等为止 |
| 科斯定理 | 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为零 | 资源配置与初始产权分配无关 |
| 排放权交易 | 政府设定总量、界定产权 | 以最低成本完成减排 |
| 资产专用性 | 只在特定关系中有高价值的资产 | 投资方事后被锁定 |
| 敲竹杠 | 不完全合同下的事后再谈判 | 投资不足，例中只达有效水平一半 |
| 纵向一体化 | 把交易对象并入企业 | 消除事后讨价还价，也削弱被并方的激励 |
本课的结论有三条。第一，市场交易有成本，企业是节约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企业的边界由内部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决定。第二，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分配不影响效率，交易成本为正时法律与制度安排会改变资源配置，这是科斯定理真正要说明的事情。第三，资产专用性和合同不完全会引起敲竹杠与投资不足，纵向一体化、长期合同与所有权安排都是应对办法，各有代价。
课后练习
练习一 工厂的烟尘每年给附近洗衣店造成300元损失。工厂安装除尘设备要花200元，洗衣店改用室内烘干设备要花120元。交易成本为零。分别在「工厂须赔偿」与「工厂无须赔偿」两种法律规定下，谁会采取什么措施？社会总成本是多少？
练习二 沿用练习一，假设洗衣店有十家，每家损失30元、各自改用烘干设备要花12元，十家联合起来与工厂谈判的成本为150元。在「工厂无须赔偿」的规定下，结果如何？与交易成本为零时相比有没有效率损失？
练习三 在敲竹杠模型中，投资成本为 ，投资使交易价值提高 。若合同完全，有效投资和净剩余是多少？若事后供应商只能分得交易价值的四分之一，投资和净剩余又是多少？
练习四 说明下列两种业务各自更适合自建还是外包，并给出理由：一家芯片设计公司的晶圆制造；一家连锁超市的门店保洁。
练习五 为什么说科斯定理最重要的含义在于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形？请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
参考答案
练习一 有效率的做法是洗衣店改用烘干设备，成本120元最低。工厂须赔偿时，工厂会出钱请洗衣店购置烘干设备（付120元少于赔偿300元或自装除尘200元）；工厂无须赔偿时，洗衣店自己购置烘干设备。两种情形下社会总成本都是120元，区别只在于由谁付钱。
练习二 有效做法仍是各家自购烘干设备，总成本120元。工厂无须赔偿时，每家洗衣店自己购置烘干设备（12元少于30元损失），不需要联合谈判，结果与交易成本为零时相同，没有效率损失。这个例子说明，交易成本是否造成损失，取决于有效率的方案是否需要多方谈判才能实现。
练习三 合同完全时，最大化 ，，净剩余 。供应商只得四分之一时，最大化 ，，净剩余 ，损失18。
练习四 晶圆制造资本投入巨大，但在代工模式下代工厂同时服务众多客户，工艺高度标准化，设计公司通常外包，同时用长期产能协议应对专用性和供应风险。门店保洁是标准化服务，供应商众多，适合外包。
练习五 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怎样分配都会通过谈判达到效率，法律和制度似乎无关紧要。现实中交易成本普遍为正，此时初始产权和规则会改变结果。例如城市噪声或空气污染涉及成千上万的居民，无法逐一谈判，只能依靠法律标准、税收或许可证制度来处理。
参考文献
- 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16), 386–405.
- Coase, R. H.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44.
- Dales, J. H. (1968). Pollution, Property and Pric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Williamson, O.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Klein, B., Crawford, R. G., & Alchian, A. A. (1978).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1(2), 297–326.
- Williamson, O.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 Grossman, S. J., & Hart, O. D. (1986).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4), 691–719.
- Hart, O., & Moore, J. (1990).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6), 1119–1158.
- Coase, R. H. (2000). The Acquisition of Fisher Body by General Motor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3(1), 15–31.
- Freeland, R. F. (2000). Creating Holdup through Vertical Integration: Fisher Body Revisited.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3(1), 33–66.
- Casadesus-Masanell, R., & Spulber, D. F. (2000). The Fable of Fisher Bod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3(1), 67–104.
- Klein, B. (2000). Fisher-General Motor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3(1), 105–141.
- Monteverde, K., & Teece, D. J. (1982). Supplier Switching Costs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 206–213.
- Masten, S. E. (1984).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the Aerospace Industr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7(2), 403–417.
- Joskow, P. L. (1987). Contract Duration and Relationship-Specific Investmen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oal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1), 168–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