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长弓与火炮 · 欧洲千年图谱

中世纪欧洲的战场上，最昂贵的是重装骑士：一匹经过训练的战马、一套锁子甲或板甲、多年的骑术和武艺训练，只有拥有土地的贵族负担得起。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以土地供养骑士。14世纪以后，战场上的主角渐渐变成了步兵、弓手和火炮，战争的规模和花费成倍增长。谁能组织、供养这样的军队，谁就能在欧洲立足。军事技术的变化，就这样一步步改变了国家的形态。这篇文章讲述从骑士到火炮的变化，下一篇讲述欧洲各国怎样为这种越来越昂贵的战争付账。

骑士的时代

骑兵在欧洲战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几个世纪逐步形成的。马镫在8世纪前后传入西欧，重装骑兵逐渐成为法兰克军队的核心。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在1962年的《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迁》（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中提出一个影响很大的论点：马镫使骑手能够稳坐马上、夹矛冲锋，重装骑兵的威力大增，法兰克统治者为了供养骑兵而把土地封给骑士，封建制度由此产生。这一“马镫论”很快受到批评。英国史学家彼得·索耶（Peter Sawyer）和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在1963年撰文，指责怀特以单一技术解释复杂的社会变化；此后的研究又发现，马镫传入与重装骑兵兴起之间的时间关系并不像怀特说的那样紧密。今天多数史学家认为，封建关系的形成原因远为复杂，马镫的作用被夸大了。可以确定的是，到11世纪，身披锁子甲、手持长矛冲锋的重装骑士，已经是西欧战场上最具威力的兵种。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中，诺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的骑兵反复冲击英格兰步兵的盾墙，最终取胜。

中世纪的战争大多是围城和劫掠，大规模的野战并不多见。野战胜负难料，一战失利可能丧失一切，指挥官往往尽量避免。城堡是领主控制地方的据点，11世纪诺曼人在英格兰大量修建的土丘—城郭式城堡（motte-and-bailey），用土方和木栅就能迅速建成，此后逐步改建为石头城堡。攻打一座坚固的石头城堡往往需要数月的围困，攻城者用投石机、攻城塔和挖掘地道，守城者则依靠储粮和水源。十字军在近东修建的骑士堡（Krak des Chevaliers）等要塞，代表了当时筑城技术的最高水平，同心圆式的多重城墙让攻城者即使突破外墙，也会陷入内墙火力的覆盖之下。

十字军时代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骑士组织。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和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等军事修会，把修道誓愿与作战结合在一起，在欧洲各地拥有地产网络，常年供养驻守城堡的骑士与军士。在封建军队打完一仗便各自回乡的时代，军事修会提供了一种罕见的常备武装，它们依靠欧洲的地产收入维持东方前线，这种以稳定财源供养常设军队的做法，在几个世纪后成了国家的任务。

骑士不只是一个兵种，还是一个社会阶层。骑士受封时要举行仪式，遵守一套关于荣誉、忠诚和保护弱者的伦理，即后人所说的“骑士精神”（chivalry）。战场上，被俘的骑士通常可以用赎金换回自由，这使战争对贵族来说风险可控，对平民来说却意味着劫掠和杀戮。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中，英军常以“骑行劫掠”（chevauchée）的方式深入法国，焚烧村庄、掠夺财物，以削弱对手的税收和士气。

步兵的反击

14世纪，一连串战役动摇了骑士的地位。1302年的科特赖克战役（Battle of Courtrai）中，佛兰德斯城市的步兵在河沟纵横的泥泞地形上击败了法国骑士，战后从战场上收集了数百副骑士的金马刺，这场战役因此又称“金马刺之战”（Battle of the Golden Spurs）。1314年的班诺克本战役（Battle of Bannockburn）中，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Robert the Bruce）的长枪方阵击败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Edward II）的骑兵。1315年的莫尔加滕（Morgarten）、1339年的劳彭（Laupen）和1386年的森帕赫（Sempach），瑞士山地的农民和市民步兵一次次击败哈布斯堡（Habsburg）家族和贵族的骑士。

英格兰人则把长弓发展成一种可怕的武器。长弓以紫杉木制成，射程远、射速快，训练有素的弓手每分钟能射出多支箭。英格兰国王要求平民定期练习射箭，由此保持了一支庞大的弓手队伍。1346年的克雷西战役（Battle of Crécy）、1356年的普瓦捷战役（Battle of Poitiers）和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Battle of Agincourt），英军下马骑士与长弓手配合，在有利地形上构筑阵地，让冲锋的法国骑兵在箭雨中损失惨重。阿金库尔一战，法国大批贵族阵亡或被俘。

15世纪初，波希米亚（Bohemia）的胡斯派（Hussites）在扬·杰士卡（Jan Žižka）的指挥下发展出车堡战术：用铁链连接的大车围成移动的堡垒，车上配备火枪和轻型火炮，步兵在车阵中射击，骑兵冲不进来。从1420年到1431年，教皇五次号召十字军讨伐胡斯派，都被这种战术击败。

瑞士人把长枪方阵发展到了极致。密集排列的长枪兵手持五米多长的长枪，既能抵挡骑兵冲锋，也能以整个方阵向前推进。1476年，瑞士联邦的军队在格朗松（Grandson）和穆尔滕（Murten）两次击败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Charles the Bold）；1477年的南锡战役（Battle of Nancy）中，查理本人战死。勃艮第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公国之一，它的军队被农民和市民组成的步兵击溃，震动了整个欧洲。此后瑞士雇佣兵成为欧洲最抢手的步兵，法国国王和教皇都大量雇用他们，1506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组建的瑞士近卫队（Swiss Guard）至今仍在守卫梵蒂冈（Vatican）。德意志的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仿照瑞士组建了长枪雇佣兵，称为“国土佣兵”（Landsknechte），他们与瑞士人在意大利的战场上多次交锋。

步兵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含义。长弓手和长枪兵来自农民和市民，装备和训练成本比骑士低得多，可以大规模征募。战争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君主需要的是能够支付大批雇佣兵的现金，这就把战争与税收和借贷紧紧捆在了一起。意大利城市国家早已习惯雇用职业军事承包人“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i）打仗，佛罗伦萨外交官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君主论》（The Prince）和《兵法》（The Art of War）中严厉批评雇佣兵不可靠，主张建立由本国公民组成的军队，他本人也曾在佛罗伦萨组织过民兵。

火药与火炮

火药最早在中国发明。北宋仁宗时期编成的《武经总要》（1044）已经记载了火药的配方和多种火器。火药知识在13世纪经由伊斯兰世界传入欧洲，14世纪初欧洲已经出现了原始的火炮：1326年英格兰的一部手稿中，绘有一门瓶状火炮向城门发射箭矢的图像，这是欧洲已知最早的火炮图像之一。

15世纪，欧洲火炮的威力迅速增大。1453年春，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用一位名叫乌尔班（Orban）的铸炮匠铸造的巨型火炮轰击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屹立千年的狄奥多西城墙（Theodosian Walls），5月29日攻陷该城。同一年7月，法国人在卡斯蒂永战役（Battle of Castillon）中用火炮击败英军，随后收复波尔多（Bordeaux），百年战争结束。法国国王查理七世（Charles VII）的炮兵由比罗兄弟（Bureau brothers）主持，他们的火炮在收复诺曼底和加斯科涅（Gascony）的战役中攻下了一座又一座英军据点。

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率领一支配有大量青铜火炮的军队入侵意大利。这些火炮装在带轮的炮架上，可以随军机动，发射铁制炮弹，意大利的中世纪高墙在它们面前几乎不堪一击。意大利战争（Italian Wars）由此开始，此后半个多世纪，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反复争夺。

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是最早系统使用火器的大国之一。14世纪后期，苏丹建立了由基督徒少年经“德夫希尔梅”（devshirme）征召、改宗伊斯兰教后受训的常备步兵“耶尼切里”（Janissaries），15世纪起这支部队逐渐装备火枪。奥斯曼军队还有专门的炮兵和铸炮工场，在攻打君士坦丁堡、贝尔格莱德（Belgrade）和罗得岛（Rhodes）时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君主面对的是一个在火器、组织和财政上都不逊于自己的对手。

意大利式要塞

意大利的工程师很快找到了对策。他们修建低矮厚实、以夯土和石块填充的城墙，墙体不再追求高度，而是尽量加厚以吸收炮弹的冲击；城墙的平面呈多角的星形，每个角上突出一个棱堡（bastion），棱堡两侧的火炮可以用交叉的侧射火力覆盖城下的每一个角落，让攻城者找不到死角。这种筑城方式被称为“意大利式要塞”（trace italienne），16世纪起传遍欧洲，尼德兰的城市在对抗西班牙的战争中大量采用。

意大利式要塞造价极高，攻打它更需要大批军队长期围困，挖掘层层逼近的壕沟。尼德兰起义（Dutch Revolt）中，许多城市的围攻长达数月乃至一年以上。战争变得旷日持久，所需的兵力和金钱都大幅上升，野战的决定性作用下降，战争越来越成为一场消耗战。

海上的火炮

火炮同样改变了海战。地中海上的传统战船是桨帆船（galley），依靠划桨机动，以撞角和接舷肉搏作战。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Battle of Lepanto）中，西班牙、威尼斯和教皇国组成的神圣同盟（Holy League）舰队击败奥斯曼舰队，这是地中海上最后一场以桨帆船为主力的大海战，双方都已在船头配备火炮。

大西洋的航海国家发展出另一种战船：船体高大的帆船，在两舷开设炮门，安装多层火炮，以舷侧齐射作战。1545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战舰“玛丽·罗斯”号（Mary Rose）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外海与法国舰队交战时沉没，1982年被打捞出水，船上保存的火炮、长弓和日用品让人们得以了解这一过渡时期的海战装备。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进攻英格兰，英国舰船凭借灵活的机动和远程炮火与之周旋。17世纪中叶，英荷战争（Anglo-Dutch Wars）中逐渐形成了“战列线”战术：舰队排成一列纵队，以舷侧火力轮番射击，能够加入战列的大型战舰由此被称为“战列舰”（ship of the line）。

海军比陆军更依赖国家的长期投入。一艘大型战舰需要大量优质木材、铁炮和训练有素的水手，建造和维护需要常设的造船厂、仓库和管理机构。英格兰海军部（Admiralty）和法国在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主持下扩建的海军，都是17世纪国家机构扩张的重要部分。

常备军的诞生

中世纪的君主打仗，依靠封臣按封建义务提供的兵力和临时招募的雇佣兵，战事结束便遣散。常备军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445年，法王查理七世组建了常设的敕令骑兵连（compagnies d'ordonnance），由王室财政按时发饷，这是西欧最早的常备部队之一。1530年代，西班牙把步兵编成“步兵方阵团”（tercio），长枪兵与火绳枪兵混编，在意大利和尼德兰的战场上长期保持优势。

三十年战争暴露了雇佣军体制的弊病。神圣罗马帝国的将领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替皇帝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军费主要靠向占领地区强征“军税”来支付，军队所到之处，当地居民苦不堪言。战争结束后，各国君主越来越倾向于建立一支由国家直接供养、平时也不解散的常备军，以便控制军队、减少对平民的劫掠。

路易十四的陆军大臣米歇尔·勒泰利耶（Michel Le Tellier）及其子卢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建立起一套军事行政体系：设立军需仓库，统一发放军饷和给养，派出文官监督军官，推行统一的制服和军衔。军营、军事学校和统一的操典在17、18世纪逐步普及，士兵成为一种长期职业，军官成为贵族的主要出路之一。军队从君主临时召集的武装，变成了国家的一个常设部门。

军事革命之争

1955年，英国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的一次讲演中提出“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的概念。他研究的是1560至1660年间的瑞典和荷兰。1590年代，荷兰执政拿骚的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与他的堂兄弟威廉·路德维希（William Louis）为荷兰军队引入标准化的操练，把士兵编成较小的单位，让火枪手以排为单位轮流射击，射击后退到后排装填，从而保持持续的火力。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在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中进一步发展了这套战术，把轻型火炮配属给步兵，1631年在布赖滕费尔德战役（Battle of Breitenfeld）中大败帝国军队。罗伯茨认为，这些新战术需要长期服役、反复训练的士兵，常备军应运而生，国家为了维持常备军，必须建立常设的税收与行政机构，军事变革由此推动了国家的变革。

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在1988年的《军事革命：军事创新与西方的兴起，1500—1800》（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中扩展了这一论点。他把变化的起点提前到意大利式要塞出现的16世纪初，并把它与欧洲的海外扩张联系起来：配备火炮的帆船和棱堡要塞，让少数欧洲人能够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沿海站稳脚跟。

帕克的论点受到多方面的质疑。英国史学家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在1991年的《军事革命？》（A Military Revolution?）中认为，军队规模和国家能力的真正跃升发生在1660年以后，更早的变化不宜称为革命。美国史学家克利福德·罗杰斯（Clifford Rogers）则主张把14世纪的步兵兴起和15世纪的火炮革命也算进来，用生物学中的“间断平衡”来描述军事变化：长期的渐进积累与短时间的剧烈跃升交替出现。他在1995年编辑出版的《军事革命之争》（The Military Revolution Debate）汇集了各方的观点。

亚洲的对照

也有学者提醒，直到18世纪，欧洲人在亚洲大陆的军事优势仍然有限。美国史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研究了1661至1662年郑成功围攻台湾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的战役：郑成功的军队人数远多于荷兰守军，在长期围困之后迫使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投降。他在2016年的《火药时代：中国、军事创新与西方的兴起》（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中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军事差距主要出现在18世纪中叶以后的长期和平时期，此前双方各有所长，明清军队也在积极学习欧洲火器。

明朝确实在不断引进欧洲的火器。16世纪，明军仿制了葡萄牙人的后装轻炮，称为“佛郎机”；17世纪初，又从澳门引进荷兰和英国式的重型前装炮，称为“红夷大炮”。1626年，袁崇焕在宁远（Ningyuan）凭借红夷大炮击退了努尔哈赤的进攻。清朝入关后，同样大量铸造火炮，康熙年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还为清廷督造过数百门火炮。中国发明了火药，欧洲则把火器与筑城、战术和国家财政结合成一个不断相互推动的体系，双方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这个体系上。

军队的规模

无论如何称呼这些变化，军队规模的增长是有据可查的。中世纪一次大规模战役，双方兵力往往不过一两万人。16世纪，查理五世（Charles V）和腓力二世（Philip II）麾下的军队动辄数万。西班牙为镇压尼德兰起义组建的佛兰德斯军团（Army of Flanders），士兵从意大利经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沿岸的一条陆上通道开往尼德兰，这条通道被称为“西班牙之路”（Spanish Road）。帕克在1972年的《佛兰德斯军团与西班牙之路》（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中详细研究了这支军队的组织、补给与哗变，哗变的主要原因往往是欠饷。到17世纪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的军队据估计达到三四十万人，这是罗马帝国以来西欧从未有过的规模。18世纪中叶，普鲁士（Prussia）的常备军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居欧洲之首。

骑士并没有随着步兵和火炮的兴起立刻消失。16世纪，法国的重装骑兵仍是欧洲最精锐的骑兵之一，贵族依旧以骑马作战为荣。骑士文化反而在军事作用下降的同时变得更加仪式化：比武大会盛行一时，1348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创立嘉德骑士团（Order of the Garter），各国君主纷纷设立类似的宫廷骑士团，把贵族的忠诚凝聚在王室周围。1605年和1615年，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分两部出版《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一位读骑士小说读得入迷的乡绅骑着瘦马四处行侠，这部小说常被读作对骑士时代的告别。

供养这样的军队，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技术，更需要钱。士兵要发饷，要吃饭，要穿军服，要配发枪炮弹药；舰队需要造船厂、木材和水手；要塞需要常年驻军和维修。16世纪以后，欧洲的战争越来越成为一场财政上的较量。下一篇讲述欧洲各国怎样为战争付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