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是一种制度 · 欧洲千年图谱

中文教科书讲十字军（Crusades），习惯从“八次东征”讲起：1096年出发，1291年阿卡（Acre）陷落，前后近两百年，西欧人向近东打了八次仗。编号便于记忆，也便于考试，只是把一段复杂的历史压成了一串战役。欧美学界过去几十年逐渐放弃这个框架，更多把十字军（crusading）看作一种延续数百年的宗教—军事制度。它的核心要件有四项：教皇授权，参加者公开立下十字誓愿（crusade vow），战争被赋予赎罪效力，参加者本人和家产在法律上享有特殊保护。最初的目标是耶路撒冷（Jerusalem），后来同一套制度被移用到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波罗的海（Baltic）沿岸、法国南部的异端战争，以及对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战争。

按照这个定义，1291年阿卡失陷只意味着拉丁基督徒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大陆上的统治基本结束，十字军运动本身并没有终止。诺曼·豪斯利（Norman Housley）在《晚期十字军，1274—1580》（The Later Crusades, 1274–1580）中一直写到16世纪后期。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6年9月推出的三卷本《剑桥十字军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rusades），也把西欧内部的十字军战争与十字军的后世遗产单列为第三卷。

十字军的定义之争

“十字军”这个词本身就是后起的。第一次十字军的参加者自称“朝圣者”（peregrini），称这次远征为“朝圣”或“旅程”（iter）；拉丁文中与“十字军”对应的 crucesignatus（佩戴十字者）要到12世纪末才普遍使用。英语的 crusade 一词到近代才流行开来。把许多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战争归到同一个名称之下，本身就是历史学家的工作。

美国学者贾尔斯·康斯特布尔（Giles Constable）在2001年的一篇综述中，把现代学者对十字军的定义分成四派。传统派（traditionalists）只承认以耶路撒冷和圣地为目标的战争；多元派（pluralists）以乔纳森·赖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为代表，认为凡是经教皇授权、给予赎罪待遇的战争都属于十字军，不论战场在哪里；大众派（popularists）强调十字军在普通信众中激起的宗教热情与末世期待；泛化派（generalists）则把十字军看作更广泛的基督教圣战的一种形式。四派的分歧，决定了十字军史从哪里开始、写到哪里为止、包括哪些地区。

今天的主流研究大体接受多元派的框架，同时吸收传统派的提醒：耶路撒冷始终是十字军观念的原型和情感中心，伊比利亚、波罗的海和欧洲内部的十字军都借用了东征的仪式、誓愿和赎罪待遇。克里斯托弗·泰尔曼（Christopher Tyerman）则提醒，这套制度在12世纪还远未定型，法律身份和术语是在几代人的实践中逐步规范起来的，过早地用后来的标准回看第一次十字军，会把许多临时的做法说成成熟的制度。

1095年以前已经具备的条件

乌尔班二世（Urban II）1095年11月在克莱蒙会议（Council of Clermont）上的号召，常被当作十字军的起点。号召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动员起数万人，是因为11世纪的西欧已经积累了几项条件。

教皇改革运动（Gregorian Reform）是其中之一。11世纪的教会越来越想规范骑士阶层的暴力，把贵族之间私斗的武力引向“为教会、为基督而战”。10世纪末起在法国兴起的“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与稍后的“上帝的休战”（Truce of God），以绝罚威胁约束骑士，禁止在特定日子和场所攻击教士、农民和教堂。法国学者让·弗洛里（Jean Flori）追踪过这一过程：从早期基督教对战争的疑虑，到“正义战争”（just war）、保护教会、为武器和军旗祝圣，再到11世纪后期逐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圣战观念。泰尔曼也指出，1095年以前基督教早就用宗教语言解释战争，乌尔班二世的新意在于把战争、赎罪和朝圣捆在一起，造出一种新的宗教行动。

教皇也早有类似的设想。1074年，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曾计划亲自率领一支军队援助东方的基督徒，因与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的冲突而未能成行。1064年，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据一封被归于他名下的书信，曾为参加攻打伊比利亚城市巴尔瓦斯特罗（Barbastro）的战士赦免罪罚，这常被看作十字军赦罪的先声之一，这封信的背景和对象学界尚有争论。

朝圣传统是第二项条件。耶路撒冷有圣墓（Holy Sepulchre），是基督受难、复活的地方，在信徒心中的分量远远超过任何战略要地。11世纪赴耶路撒冷的大规模朝圣屡见于记载，1064至1065年，德意志的几位主教曾带领数千人同行。第一批十字军自认为在完成一次武装朝圣。赖利—史密斯对这一点的阐释影响最大：十字军把战争变成了一种可以赎罪的宗教行动，参加者期待以远征的艰辛抵偿自己的罪罚。

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的危机是第三项。1071年曼齐刻尔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以后，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进入小亚细亚（Asia Minor），拜占庭丢掉了大片领土。1095年3月，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Alexios I Komnenos）的使节出现在皮亚琴察会议（Council of Piacenza）上，请求西方派兵援助。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在《第一次十字军：来自东方的召唤》（The First Crusade: The Call from the East）中特别强调这条线索：只从法国、德意志和罗马看第一次十字军，会低估拜占庭在整个事件启动中的作用。阿莱克修斯想要的是一批可以编入帝国军队的雇佣骑士，西方却回应了一场以耶路撒冷为目标的群众运动，双方的误解从一开始就埋下了。

教皇改革、骑士社会、圣战观念、赎罪神学、耶路撒冷朝圣和拜占庭的安全危机，几条线在1095年交汇到一处。人口增长、骑士阶层庞大、家族之间的土地压力，也常被列为背景，但赖利—史密斯等人对参加者家族档案的研究表明，许多人为出征抵押、出售了土地，单纯的经济解释很难说明他们的选择。

克莱蒙的号召

1095年11月27日，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城外向聚集的教士和骑士发表演讲。演讲的原文没有留存下来，今天所见的几个版本，出自沙特尔的富歇（Fulcher of Chartres）、修士罗贝尔（Robert the Monk）、多尔的鲍德里（Baldric of Dol）和诺让的吉贝尔（Guibert of Nogent）等人之手，多数写于耶路撒冷被攻占之后，内容和侧重各不相同。史学家据此能够确定的核心内容是：援助东方的基督徒，前往耶路撒冷，参加者可以获得赎罪的恩典。罗贝尔的版本记载听众高呼“上帝所愿”（Deus vult），这句口号后来成为十字军的标志之一。

号召的反响远超教皇的预期。除了乌尔班在法国巡回宣讲，民间传道者如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也在各地鼓动，大批缺乏组织的平民和小贵族在1096年春天率先出发，史称“平民十字军”（People's Crusade）。这支队伍沿途抢掠，进入小亚细亚后于1096年10月在西维托特（Civetot）附近被突厥人歼灭。

正式的诸侯部队分几路出发，领头的有下洛林公爵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图卢兹伯爵雷蒙（Raymond of Toulouse）、诺曼人塔兰托的博希蒙德（Bohemond of Taranto）及其侄子坦克雷德（Tancred）、诺曼底公爵罗贝尔（Robert of Normandy）等人。他们先后抵达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在阿莱克修斯的要求下宣誓，承诺把收复的原属帝国的城市交还拜占庭。

谁去了东方

第一次十字军的主体来自法国、佛兰德斯（Flanders）、诺曼底、普罗旺斯（Provence）和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领地，东方的史料因此常把西欧远征者统称为“法兰克人”（Franks）。队伍中除了骑士和步兵，还有大量教士、妇女、仆役和穷人，非战斗人员的比例相当高。

远征的代价极其高昂。骑士要自备马匹、武器、仆从和数年的旅费，据赖利—史密斯等学者的估算，一名骑士参加远征的花费相当于他数年的收入。许多家族为此抵押或出售土地，修道院则以现金收购这些地产，留下了大量契据，这些契据正是后来学者研究参加者动机的重要材料。参加者的死亡率很高，死于战斗、饥饿和疾病的人远多于活着回到家乡的人；不少人在到达耶路撒冷、完成誓愿之后便启程回国，留在东方的骑士始终不多，这成为此后十字军国家长期面临的难题。

1095—1291年的主线

时间	事件	说明
1095	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会议号召东征	通常视为十字军运动的起点，战争被赋予赎罪与朝圣的性质
1096	各路十字军陆续出发；莱茵河流域犹太社群遭屠杀	十字军的宗教暴力从一开始就不只指向穆斯林；这场屠杀是欧洲中世纪犹太史的转折点
1097—1098	尼西亚、多里莱乌姆、安条克诸战	十字军在补给极度困难的条件下穿越小亚细亚
1098—1109	埃德萨、安条克、耶路撒冷、的黎波里先后建立拉丁政权	即通常所说的四个“十字军国家”
1099年7月15日	攻占耶路撒冷	第一次十字军最大的胜利，伴随大规模杀戮；死亡人数仍有争论，屠杀本身没有争议
1110—1130年代	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相继成形	宗教誓愿与常设军事组织结合，军事修会出现
1144	赞吉攻陷埃德萨	第一个十字军国家灭亡，引出第二次十字军
1147—1149	第二次十字军	法王路易七世、德王康拉德三世参加，围攻大马士革失败；伊比利亚和波罗的海战场开始被正式纳入十字军体系
1187	哈丁战役；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王国野战军几乎全军覆没，十字军国家从此转入守势
1189—1192	第三次十字军	英王理查一世、法王腓力二世、德皇腓特烈一世参战；夺回阿卡和部分沿海地区，未能收复耶路撒冷
1202—1204	第四次十字军	没有与穆斯林作战，攻陷并洗劫了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国
1217—1221	第五次十字军	转攻埃及，想以尼罗河三角洲换回耶路撒冷；一度占领达米埃塔，终告失败
1228—1229	第六次十字军	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通过谈判，从埃及苏丹卡米勒手中取得耶路撒冷等地
1244	耶路撒冷再度失守；拉福比战役	拉丁东方又一次遭到决定性打击
1248—1254	路易九世首次东征（传统编号第七次）	再攻埃及，路易九世兵败被俘，赎回后留在圣地整顿防务
1270	路易九世远征突尼斯（传统编号第八次）	路易九世死于军中
1271—1272	英格兰王子爱德华远征	有的书称“第九次十字军”，也有学者不用这个编号
1268—1291	马穆鲁克逐一拔除拉丁据点	安条克1268年、的黎波里1289年、阿卡1291年先后陷落

表中的编号大多是后人追加的。第一、第二、第三次之间，还夹着许多规模较小、没有编号的远征，例如1101年那支在小亚细亚几乎全军覆没的后续部队，以及1120年代威尼斯（Venice）的舰队远征。第六次的主角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当时正处于被教皇绝罚的状态，他那次“东征”是否算作正式的十字军，在当时就有争议。把编号当作方便查找的标签即可，不必当作事件本身的边界。

第一次十字军：从尼西亚到耶路撒冷

1097年6月，十字军与拜占庭军队围攻塞尔柱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的都城尼西亚（Nicaea），城中守军最终向拜占庭人投降，十字军被挡在城外，未能入城劫掠，这让不少西方骑士心生怨气。7月，十字军在多里莱乌姆（Dorylaeum）击败突厥军队，随后在盛夏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人马大量死于饥渴。

1097年10月到1098年6月，十字军围攻叙利亚北部的大城安条克（Antioch）。围城持续了七个多月，冬季的饥荒迫使许多人逃离。1098年6月初，博希蒙德买通城内一名守塔的军官，十字军得以入城；几天后，摩苏尔（Mosul）总督凯尔布加（Kerbogha）率领的援军赶到，反将十字军围困在城里。据十字军方面的记载，一名普罗旺斯人声称在城中找到了刺伤基督的“圣枪”（Holy Lance），士气为之一振，6月28日十字军出城击败了凯尔布加。安条克随后由博希蒙德据为己有，没有交还拜占庭，十字军与拜占庭的关系从此破裂。在此之前，布永的戈弗雷之弟布洛涅的鲍德温（Baldwin of Boulogne）已离开大军向东进入埃德萨（Edessa），建立了第一个十字军国家。

1099年6月，十字军到达耶路撒冷城下，据估计此时只剩一万余人。当时的耶路撒冷不在塞尔柱人手中，埃及的法蒂玛王朝（Fatimid Caliphate）刚在1098年从突厥人手里夺回了这座城市。十字军建造攻城塔，7月15日破城，随后对城内的穆斯林和犹太居民进行了大规模屠杀。13世纪的阿拉伯史家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记载死者七万人，现代学者多认为这一数字过高；以色列学者本杰明·凯达尔（Benjamin Z. Kedar）在2004年的研究中梳理了中世纪和近代的各种记载，认为死亡人数难以精确估计，但屠杀的规模在当时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中都引起了震惊。

戈弗雷被推举为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据说他拒绝在基督戴荆冠的城市戴上王冠，采用了“圣墓守护者”（Advocate of the Holy Sepulchre）的称号。1100年他去世后，弟弟鲍德温从埃德萨赶来，称耶路撒冷国王（King of Jerusalem）。1109年，的黎波里伯国（County of Tripoli）建立，四个十字军国家的格局就此形成。

从进攻到守势

四个十字军国家沿着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海岸线展开，内陆的阿勒颇（Aleppo）和大马士革（Damascus）始终在穆斯林手中。穆斯林一方的分裂让这些国家存续下来，一旦分裂结束，它们的处境就急转直下。1144年，摩苏尔与阿勒颇的统治者赞吉（Zengi）攻陷埃德萨；他的儿子努尔丁（Nur al-Din）统一了叙利亚内陆；1169年起，努尔丁部将萨拉丁（Saladin）掌握埃及，1174年努尔丁死后，萨拉丁逐步把埃及与叙利亚合为一体，十字军国家第一次被一个统一的穆斯林政权从南北两面包围。

1187年7月，耶路撒冷王国的野战军在加利利（Galilee）的哈丁（Hattin）被萨拉丁歼灭，同年10月耶路撒冷投降。第三次十字军夺回了阿卡和沿海一线，此后的耶路撒冷王国实际上以阿卡为都城，成为一串沿海城市与城堡组成的狭长地带，依靠军事修会和来自欧洲的援军维持了一百年。

几处容易看错的地方

1096年的莱茵河屠杀发生在十字军离开欧洲之前。当年5月和6月，以莱宁根的埃米科（Emicho of Leiningen）为首的一支队伍，先后袭击了施派尔（Speyer）、沃尔姆斯（Worms）、美因茨（Mainz）等城的犹太社群，许多人被杀或被迫改宗，也有不少人选择自尽。当地主教曾试图保护犹太人，多数未能成功。这些事件留下了希伯来文的编年记载，是欧洲中世纪犹太史的转折点。“讨伐异教徒”的号召一旦发出，攻击对象很快越出了教皇原先设定的范围。

1204年的君士坦丁堡是十字军史上争议最大的一页。1201年，第四次十字军的领袖与威尼斯签订合同，由威尼斯提供运输和补给，但到1202年集合时，到场的人数远少于合同约定，十字军付不起船费。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提议以协助攻打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扎拉（Zara）抵偿，这座城市属于信奉基督教的匈牙利国王，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因此绝罚了参战者。此后，流亡的拜占庭王子阿莱克修斯（后来的阿莱克修斯四世）许诺以巨款和兵力换取十字军助他夺位，十字军转向君士坦丁堡。他登位后无力兑现承诺，随即在宫廷政变中被杀，十字军在1204年4月攻破城池，大肆洗劫，并建立了拉丁帝国（Latin Empire），一直维持到1261年。东西教会之间的隔阂由此大为加深。史学家对这一转向是事先谋划还是一连串偶然所致，有过长期争论，今天多数人倾向于后者，同时也承认威尼斯的商业利益起了重要作用。

1228年的耶路撒冷是谈判得来的。腓特烈二世和埃及苏丹卡米勒（al-Kamil）都有各自的内政麻烦，双方在1229年达成《雅法条约》（Treaty of Jaffa），耶路撒冷交给拉丁人，城中的穆斯林圣地仍由穆斯林管理，期限十年。这次没有大战的“东征”，恰好说明双方并不总是以决战的方式相处。

1291年以后，大陆上的十字军国家基本消失，十字军的军事体系并没有随之瓦解。1302年，叙利亚近岸的鲁阿德岛（Ruad）最后失守；塞浦路斯（Cyprus）、罗得岛（Rhodes）接着成为十字军活动的基地。14、15世纪的十字军主要指向奥斯曼人：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和1444年的瓦尔纳（Varna），西欧与巴尔干的联军两度惨败；1571年勒班陀海战（Battle of Lepanto）中击败奥斯曼舰队的神圣同盟（Holy League），也是由教皇组织、给予十字军赎罪待遇的。延续这套体系最久的，是下一篇要讲的军事修会。

一套可以反复启用的制度

把十字军看作制度，有助于理解它为什么能延续这么久。这套制度包含了一整套可以反复启用的工具：教皇的授权诏书、布道者的宣讲、公开的十字誓愿、赎罪的恩典、对参加者家产和债务的保护、专门为远征征收的教会税。13世纪起，教会还允许无法亲自出征的人以捐款代替誓愿，同样获得赎罪，这为十字军筹措了大笔经费，也与后来赎罪券的泛滥有一定关联。

同一套工具可以用于不同的敌人。12世纪中叶，伊比利亚的收复失地战争（Reconquista）和针对波罗的海沿岸异教徒的“文德十字军”（Wendish Crusade）都被纳入十字军体系；1209年，英诺森三世发动针对法国南部清洁派（Cathars）的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13世纪，教皇还对与自己敌对的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家族宣布了十字军。十字军从耶路撒冷出发，逐渐变成教皇手中一件可以对准任何敌人的武器，这也招致了当时人的批评。

中国历史上不乏打着宗教旗号的动员，从东汉末年的黄巾到元末的红巾，都借助了宗教组织和末世信仰。但中国没有一个独立于朝廷、跨越各个政权的宗教权威，可以授权战争、许诺来世的赦免，并在数百年间反复发动远征。十字军这种制度，是欧洲教会与世俗权力长期并立的产物，这条线索在本栏目“教权与王权”的专题线中有更详细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