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的商人共和国 · 欧洲千年图谱

中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地方，不在巴黎（Paris），也不在伦敦（London），而在意大利北部的几座城市。威尼斯（Venice）、热那亚（Genoa）、比萨（Pisa）的船队把东方的香料、丝绸、明矾和奴隶运进欧洲，把佛兰德斯（Flanders）的呢绒、欧洲的木材、金属和白银运往东方；内陆的佛罗伦萨（Florence）则以毛纺业和银行业把这些贸易的利润转化为资本。在几百年的经营中，意大利商人发明或完善了一整套商业工具：合伙契约、汇票、复式记账、海上保险，还有专门教授商业算术的学校。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后来的荷兰人，都是在这套工具和经验之上起步的，许多出资人、船长和银行家本身就是意大利人。

威尼斯：潟湖上的城市

威尼斯建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北端一片潟湖的小岛上。6世纪伦巴第人（Lombards）进入意大利之后，大陆上的居民陆续逃到潟湖避难，逐渐形成了城市。这里没有可耕的田地，也没有可以开采的矿产，居民只能靠捕鱼、晒盐和航运为生，很早就把目光投向海外。

威尼斯与地中海东部的联系从很早就开始了。828年，两名威尼斯商人把福音书作者圣马可（Saint Mark）的遗骨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偷运回威尼斯，城市随即为他修建教堂，圣马可和他的狮子从此成为威尼斯的象征。这个故事本身说明，9世纪的威尼斯商船已经常驻穆斯林统治下的埃及港口，宗教上的敌对并没有阻止双方做生意。

在政治上，威尼斯长期名义上隶属东罗马帝国（Byzantine Empire），总督（Doge）的称号就来自拜占庭的官职。这层关系给威尼斯带来了进入东方市场的便利。992年，东罗马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II）颁发金玺诏书（chrysobull），降低威尼斯船只在帝国港口缴纳的税费；1082年，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 I Komnenos）为换取威尼斯舰队帮助抵抗入侵巴尔干的诺曼人（Normans），颁发了更优厚的金玺诏书，给予威尼斯商人在帝国大部分地区免税贸易的特权，并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划给他们专门的街区和码头。此后一百多年里，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庭市场上享有比拜占庭本国商人更优惠的待遇，这也逐渐引起了君士坦丁堡居民的强烈不满，1171年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Komnenos）下令逮捕帝国境内的威尼斯人、没收其财产，双方关系一度破裂。

威尼斯的海上力量依托国家经营的造船厂，即著名的兵工厂（Arsenal）。兵工厂在12世纪建立，此后不断扩建，到中世纪后期已能按标准化的流程建造和装备桨帆船（galley），是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生产场所之一。14世纪起，威尼斯政府每年把国有的大型商用桨帆船出租给出价最高的商人团体，组成定期船队，分别驶往亚历山大（Alexandria）、贝鲁特（Beirut）、黑海和佛兰德斯，船期、航线和运费都由政府规定。这种“国家搭台、商人经营”的做法，是威尼斯商业制度最鲜明的特点。

十字军打开的港口

十字军（Crusades）为意大利城市打开了东地中海的港口。1099年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Jerusalem）之后，建立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沿岸的几个拉丁政权需要海上力量运送朝圣者、士兵和补给，也需要舰队协助攻打沿海城市。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以此换取在阿卡（Acre）、推罗（Tyre）等港口的商站、仓库、教堂、法庭和税收减免。1124年，威尼斯舰队协助耶路撒冷王国（Kingdom of Jerusalem）攻下推罗，作为回报得到了城中三分之一的土地和广泛的商业特权。各城市在阿卡都有自己的街区，彼此之间的竞争有时演变为巷战。

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Fourth Crusade）是威尼斯势力扩张的顶点。十字军向威尼斯订购了运送三万多人的船只，实际到达的人数远少于约定，无力支付船费。年迈的总督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先让十字军替威尼斯攻下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扎拉（Zara），又借拜占庭皇位之争把舰队引向君士坦丁堡，最终十字军攻陷并洗劫了这座基督教城市。在随后瓜分帝国时，威尼斯取得了克里特岛（Crete）、优卑亚岛（Euboea，意大利人称内格罗蓬特 Negroponte）和爱琴海上的一连串港口，控制了通往东方的海上要道，威尼斯总督此后的称号里多了一项“罗马帝国四分之一又八分之一的领主”。

热那亚：黑海与大西洋

热那亚是威尼斯最主要的对手。热那亚背靠利古里亚（Liguria）的山地，同样缺乏农田，同样以航运立城。在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上，热那亚与比萨为争夺科西嘉（Corsica）和撒丁（Sardinia）长期交战，1284年在梅洛里亚（Meloria）海战中重创比萨舰队，比萨此后一蹶不振。在东地中海和黑海，热那亚与威尼斯在13、14世纪打了四次大规模战争，最后一次是1378至1381年的基奥贾战争（War of Chioggia），热那亚舰队一度攻入威尼斯潟湖，最终失败，此后两城的势力范围大体稳定下来。

1261年，热那亚与流亡在尼西亚（Nicaea）的希腊皇帝米海尔八世（Michael VIII Palaiologos）签订《尼姆菲昂条约》（Treaty of Nymphaeum），帮助他对抗拉丁帝国，换取进入黑海的特权。同年希腊人收复君士坦丁堡，几年之后，热那亚人获准在金角湾对岸的佩拉（Pera，又称加拉塔 Galata）建立自治的居留地。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半岛（Crimea）的卡法（Caffa）建立殖民据点，又在顿河（Don）河口的塔纳（Tana）设立商站，从这里经营通往金帐汗国（Golden Horde）、中亚和中国的商路，把黑海沿岸的粮食、毛皮、蜡和奴隶运往地中海。许多被卖往埃及的奴隶，后来成为马穆鲁克（Mamluk）军人。1347年，正是从黑海驶回的商船把鼠疫带到了西西里（Sicily）的墨西拿（Messina）。

热那亚人也最早把目光投向大西洋。1277年前后，热那亚的船队开始直接驶出直布罗陀海峡（Strait of Gibraltar），前往布鲁日（Bruges）和伦敦，不再依靠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陆路。1291年，热那亚的维瓦尔第兄弟（Vivaldi brothers）率两艘船出直布罗陀海峡向南航行，意图绕过非洲前往印度，此后下落不明。15世纪，许多热那亚商人和银行家定居在塞维利亚（Seville）和里斯本（Lisbon），为伊比利亚（Iberia）的航海和殖民事业提供资本和经验，出身热那亚的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热那亚的国家形态与威尼斯很不一样。热那亚政局动荡，家族之间争斗激烈，政府财政常常依靠向私人债权人出让税收来维持。1407年，热那亚的国家债权人组成圣乔治银行（Bank of Saint George），接管了大量公共税收和海外领地的管理，这家机构常被视为欧洲早期公共债务管理的一个重要先例。

比萨、明矾与奴隶

比萨是三座海港里最早崛起的一座。11世纪，比萨与热那亚的舰队联手把穆斯林势力逐出撒丁岛，1063年比萨舰队袭击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据记载，比萨大教堂（Pisa Cathedral）正是用这次掳获的财物开始兴建的。12世纪比萨在十字军国家和拜占庭都取得了商业特权，1284年梅洛里亚之败以后，它的海上力量再也没有恢复，1406年城市被佛罗伦萨吞并，成为佛罗伦萨的出海口。

香料之外，东方贸易还有一些今天不太为人所知的大宗商品。明矾是毛纺业不可缺少的媒染剂，布料染色要靠它固色。13世纪后期，热那亚商人贝内代托·扎卡里亚（Benedetto Zaccaria）从拜占庭皇帝手中取得小亚细亚西岸福西亚（Phocaea）明矾矿的经营权，把明矾大批运往佛兰德斯和英格兰的纺织中心，获利极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东方的明矾来源落入奥斯曼人之手，1460年代初，教皇国境内的托尔法（Tolfa）发现了明矾矿，教廷随即把它变成一项专营生意。

奴隶也是地中海贸易的一部分。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从黑海沿岸购买鞑靼人、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等，一部分转卖到埃及，一部分运回意大利。14、15世纪，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富裕人家常有来自黑海地区的女性家内奴隶，公证契约和遗嘱中留下了大量记录。这种主要供家内役使的奴隶制，与后来大西洋种植园的奴隶制在规模和性质上都有很大差别，但葡萄牙人在大西洋岛屿上使用非洲奴隶种植甘蔗的做法，最初正是从地中海的甘蔗种植和奴隶贸易中学来的。

香料的路线

中世纪欧洲人所说的香料（spices），包括胡椒、肉桂、丁香、肉豆蔻和生姜，还有糖和各种药材与染料。胡椒产于印度西南的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丁香和肉豆蔻只产于今天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马鲁古群岛（Moluccas）。这些商品由阿拉伯、印度、波斯和马来商人经印度洋运到红海或波斯湾，再经陆路或尼罗河运到亚历山大、贝鲁特、大马士革（Damascus），意大利商人在那里购买，运回威尼斯或热那亚，再转卖到全欧洲。每经一道转手，价格就上涨一次，最终到达北欧的香料价格可达产地的许多倍。

13世纪蒙古帝国（Mongol Empire）建立后，欧亚大陆的陆路一度畅通。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一家从威尼斯出发，经中亚到达忽必烈（Kublai Khan）的宫廷。14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巴尔迪（Bardi）公司的代理人弗朗切斯科·裴哥罗梯（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编写了一部《通商指南》（Pratica della mercatura），详细记载了从塔纳经中亚到中国大都（Khanbaliq）的路线、各段所需天数、货币兑换和注意事项。这部手册说明，意大利商人确实把通往中国的商路当作一条可以经营的线路。

14世纪中叶蒙古诸汗国相继衰落，黑死病又沉重打击了沿途的城市，陆路再次中断，经埃及的红海路线重新成为香料贸易的主干。控制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苏丹国（Mamluk Sultanate）对过境贸易征收重税，15世纪还一度把胡椒贸易收为官营。1291年阿卡陷落后，教皇曾禁止基督徒与马穆鲁克贸易，但禁令难以执行，14世纪中叶威尼斯取得教皇的特许，恢复了驶往亚历山大的定期船队。到15世纪，威尼斯在亚历山大和贝鲁特的香料采购中占据主导地位。

商业的工具

长途贸易需要资本、信用和风险分担，意大利商人在这些方面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工具。

最基本的是合伙契约。意大利各地广泛使用一种叫“康孟达”（commenda）的契约，威尼斯人称之为“科莱甘扎”（colleganza）：投资人出钱，商人随船出海经营，回来后利润按约定比例分成，常见的是投资人得四分之三、商人得四分之一；如果亏损，投资人承担资本损失，商人损失的是自己的劳动。这样，没有资本的年轻商人可以出海积累经验，不出海的富人、寡妇甚至教士也可以把钱投入海外贸易。较长期的合作则采用合伙公司的形式，佛罗伦萨的大公司在欧洲各地设有常驻的分支和代理人。

商业需要计算。1202年，比萨商人之子列奥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写成《计算之书》（Liber Abaci），系统介绍了他在北非学到的印度—阿拉伯数字和算法，并用大量商业算题加以示范。此后意大利城市里出现了专门教授商业算术的“算盘学校”（abacus schools），商人子弟在那里学习计算利息、兑换货币和合伙分利。

汇票（bill of exchange）让商人不必携带大量现金长途旅行：在佛罗伦萨把钱交给一家银行，凭一张票据就可以在布鲁日或伦敦的代理人那里取出当地货币。汇票同时是一种信用工具，由于教会禁止收取利息，银行家在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差价中包含了资金的时间成本，以此规避高利贷的指控。佛罗伦萨的巴尔迪、佩鲁齐（Peruzzi）和后来的美第奇（Medici）家族在欧洲各地设立分行，经营汇兑、存款和对君主的贷款，也替教廷收取和转运各地的教会收入。巴尔迪和佩鲁齐在14世纪40年代相继倒闭，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拖欠借款是原因之一。

复式记账（double-entry bookkeeping）在意大利商人中逐渐普及，现存较早的完整例子是1340年热那亚市政财务官的账簿。1494年，方济各会修士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在威尼斯出版《算术、几何、比例和比例性概要》（Summa de arithmetica），其中一部分是第一部系统讲述复式记账的印刷著作。海上保险契约在14世纪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已经相当常见，保险人收取一笔保费，承担船只和货物在约定航程中的风险。

这些工具在商人的日常书信里留下了大量痕迹。托斯卡纳（Tuscany）小城普拉托（Prato）的商人弗朗切斯科·达蒂尼（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1410年去世）留下了一个极为完整的档案，其中有十余万封商业书信和大批账簿，英国作家艾丽丝·奥里戈（Iris Origo）据此写成了《普拉托商人》（The Merchant of Prato），让今天的读者可以看到一个中世纪商人如何经营遍布地中海和西欧的生意。

北方的网络

阿尔卑斯山以北有另一张商业网络。德意志北部的吕贝克（Lübeck）、汉堡（Hamburg）等城市的商人结成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13、14世纪控制了波罗的海（Baltic Sea）与北海（North Sea）的贸易，经营粮食、木材、鲱鱼、毛皮、蜡和琥珀。汉萨在伦敦的“钢院”（Steelyard）、布鲁日、挪威的卑尔根（Bergen）和罗斯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设有四大商站，享有自治特权。汉萨同盟没有常设的政府，依靠城市代表会议协调行动，必要时以集体禁运对付不合作的君主。

南北两张网络在法国东北部的香槟（Champagne）地区交会。12、13世纪，香槟伯爵在拉尼（Lagny）、奥布河畔巴尔（Bar-sur-Aube）、普罗万（Provins）和特鲁瓦（Troyes）四座城市轮流举办集市，一年六期，几乎首尾相接。伯爵为往来商人提供人身保护和专门的集市法庭，意大利商人带来香料和丝绸，佛兰德斯商人带来呢绒，集市结束时统一清算账目，香槟集市也成了早期的国际结算中心。13世纪末，意大利船队开始直航布鲁日，法国王室对香槟的控制又带来了战争和赋税，香槟集市随之衰落。

城市国家的政治

这些商业城市大多是共和国，或者至少由商人阶层主导。威尼斯由终身任职的总督和贵族组成的大议会（Great Council）治理。1297年起，大议会的成员资格逐步限定在已有议席的家族，史称“大议会关闭”（Serrata）。1310年设立的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Ten）负责国家安全，以严密的监视著称。这套寡头共和制度稳定运行了将近五百年，直到1797年被拿破仑（Napoleon）终结，常被后世政治思想家当作“混合政体”的典范来讨论。

佛罗伦萨的政治要动荡得多。城市的权力掌握在各大行会手中，经营外国呢绒精加工的卡利马拉行会（Arte di Calimala）、毛纺业行会（Arte della Lana）和银行家行会最有势力。1293年的《正义法规》（Ordinances of Justice）把旧贵族排除在政府之外；1378年，没有行会身份的梳毛工人发动起义，史称“梳毛工起义”（Ciompi Revolt），一度夺取政权。1434年，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从流放地回到佛罗伦萨，此后美第奇家族以银行的财富和政治网络在幕后主导城市，形式上的共和制度保留了下来。

商业的财富转化为文化的赞助。佛罗伦萨大教堂的穹顶、威尼斯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周围的建筑，都是商业城市的骄傲。富商资助教堂的礼拜堂、订制祭坛画，行会出资装饰公共建筑，这些订单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也为文艺复兴准备了舞台。

中国的对照

同一时期的中国也有繁荣的海上贸易。宋元时期的泉州（Quanzhou）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都以“刺桐”（Zaytun）之名描述过它的繁华。宋朝在广州、泉州、明州等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外国商船、抽取实物税（抽解）并收购专卖品，海外贸易的收入成为朝廷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

两者的差别在于商人与国家的关系。泉州的海商再富有，也在州县官府和市舶司的管辖之下，城市不具备自治的地位，商人也不能组成掌握政权的议会。威尼斯和热那亚本身就是由商人治理的国家，舰队、外交和战争都为商业服务，国家与商人的利益高度重合。明朝建立以后实行海禁，民间的海外贸易长期受到严格限制，直到1567年隆庆开关才有所放宽，中国沿海没有出现类似的商人政权。这种城市共和国在欧洲也只是少数，但它们积累的商业技术和资本，后来被欧洲各君主国所吸收。

到15世纪末，地中海的商人共和国仍然富甲欧洲，葡萄牙人却已沿着非洲海岸一路南下，准备绕过亚历山大和威尼斯，直接驶向香料的产地。下一篇讲述欧洲的经济重心怎样从地中海移向大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