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时代：从塞维利亚到阿姆斯特丹 · 欧洲千年图谱

1500年前后，欧洲的经济重心开始从地中海移向大西洋。这一转移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先是里斯本（Lisbon）和塞维利亚（Seville），接着是安特卫普（Antwerp），然后是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最后是伦敦（London）。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三卷本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中描绘了这条路线：欧洲的“世界经济”（world-economy）在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中心城市，中心先后从威尼斯（Venice）移到安特卫普、热那亚（Genoa），再移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这条路线背后，有新的航路和新的商品，也有新的金融技术，还有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奴隶付出的巨大代价。

葡萄牙的先手

葡萄牙人1415年攻占北非的休达（Ceuta），此后在恩里克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等人的资助下，船队沿非洲西海岸一步步南下。他们在大西洋上的马德拉群岛（Madeira）开辟甘蔗种植园，使用奴隶劳动，15世纪末马德拉已是欧洲最重要的蔗糖产地之一。1482年，葡萄牙人在今天加纳（Ghana）的海岸修建圣乔治·达米纳堡（São Jorge da Mina，通称埃尔米纳 Elmina），直接收购西非的黄金。

远洋航行依靠几十年积累的技术和经验。葡萄牙人改进了一种名为卡拉维尔（caravel）的轻快帆船，船身轻巧，配有三角帆，能够较好地逆风航行，适合沿着陌生的海岸探索。他们逐渐摸清了大西洋的风系和洋流：从非洲西岸返航时，船只不再贴着海岸逆风北上，而是先向西北驶入大洋深处，借助西风带返回葡萄牙，这种航法被称为“大回旋”（volta do mar）。航海者还学会了用象限仪和星盘测量太阳或北极星的高度来确定纬度，王室的机构则汇总每次航行带回的海图和航海日志。

1488年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抵达印度的卡利卡特（Calicut）。葡萄牙王室把香料贸易收为王室专营，在里斯本设立印度商馆（Casa da Índia）统一管理。在印度洋上，葡萄牙人以武力建立据点网络：1509年在第乌（Diu）海战中击败埃及马穆鲁克（Mamluk）与古吉拉特（Gujarat）的联合舰队，1510年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攻占果阿（Goa），1511年攻占马六甲（Malacca），1515年控制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Hormuz）。葡萄牙人强迫往来的亚洲商船购买通行证（cartaz），否则就予以扣押或击沉。

这张网络从未真正垄断香料贸易。美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C. Lane）的研究表明，经红海运往亚历山大（Alexandria）、再由威尼斯转销欧洲的香料贸易在16世纪初一度萎缩，到16世纪中叶又恢复到相当的规模。葡萄牙人的优势在海上，他们在亚洲的据点多是沿海的要塞和商站，无力深入内陆。

瓜分世界的条约

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Castile）很快就在海外发生了冲突。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93年从美洲返航时先到了里斯本，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John II）宣称这些新土地属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双方经教皇调停后于1494年签订《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以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以西370里格的一条经线为界，线以西归卡斯蒂利亚，线以东归葡萄牙。这条线恰好切过南美洲东端，后来葡萄牙人据此占有了巴西（Brazil）。地球另一面的分界同样引起争议，双方围绕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即马鲁古群岛 Moluccas）的归属交涉多年，1529年签订《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Zaragoza），西班牙以一笔款项放弃了对香料群岛的主张。

两个伊比利亚王国凭借教皇的认可瓜分世界，其他欧洲国家并不承认。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私掠船长期袭击伊比利亚的船队和殖民地，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在1609年发表《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主张海洋不能被任何国家据为己有，为荷兰闯入亚洲贸易提供了法理依据。

西班牙与美洲白银

西班牙在美洲的收获更加惊人。1503年，塞维利亚设立贸易署（Casa de Contratación），垄断与美洲的全部贸易，所有船只必须从塞维利亚出发、回到塞维利亚，接受登记和征税。16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形成了定期的护航船队制度：每年两支船队分别驶往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和南美北岸的港口，满载白银结伴返航，以防海盗和敌国的截击。

1545年，西班牙人在今天玻利维亚（Bolivia）的波托西（Potosí）发现了巨大的银矿，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等地也陆续开出银矿。16世纪中叶以后推广的汞齐化炼银法大大提高了从低品位矿石中提取白银的效率，而秘鲁总督区把印加时代的轮役制度改造为“米塔”（mita）强制劳役，每年征发大批原住民到波托西的矿井劳动，死亡和伤残者众多。美洲白银的产量在16世纪后期急剧上升。

白银支撑了西班牙王室的战争，也让热那亚的银行家大发其财。他们为王室提供贷款，以未来运到的白银作抵押，承担把资金从西班牙转运到尼德兰前线的业务。1557年以后，热那亚在西班牙王室的金融中占据主导地位，布罗代尔把1557年至1627年前后称为“热那亚人的世纪”。

价格革命

16世纪的西欧经历了一场持续的物价上涨，粮价在一百年间上涨了数倍，史学界称之为“价格革命”（Price Revolution）。美国经济史学家厄尔·汉密尔顿（Earl J. Hamilton）在1934年的《美洲财宝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中，根据塞维利亚的白银进口记录和西班牙各地的物价资料，认为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是物价上涨的主因。

汉密尔顿的解释后来受到修正。有学者指出，欧洲的物价在美洲白银大量到达之前就已开始上涨，16世纪欧洲人口的快速恢复和增长使粮食需求上升，中欧银矿的增产、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和各国君主铸币贬值也都起了作用；还有学者强调，相当一部分美洲白银最终流向了亚洲，并没有停留在欧洲。今天多数经济史学者认为，价格革命是人口与货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的比重仍有争论。

物价上涨对不同的人群影响不同。依靠固定地租生活的地主和领取固定薪俸的人实际收入下降，经营土地、从事贸易的人则可能从中获益。西班牙自身也未能把美洲的白银转化为持久的繁荣，大量白银被用于支付战争和进口，国内的手工业和农业反而在竞争中衰落，这一现象后来常被经济学家用来说明资源财富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

白银的环球之旅

美洲白银的一部分用于西班牙的战争和进口，经塞维利亚流向欧洲各地，再随欧洲商人流向波罗的海、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和亚洲。另一部分从墨西哥太平洋岸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装上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横渡太平洋。1571年，西班牙人米格尔·洛佩斯·德·黎牙实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在马尼拉（Manila）建城，此后这条航线每年运行，福建商人把丝绸、瓷器和各种手工业品运到马尼拉，换取美洲白银。

日本是另一个重要的白银来源。16世纪30年代，石见银山（Iwami Ginzan）引进了从朝鲜传来的灰吹法冶炼技术，产量大增。明朝禁止与日本直接贸易，1557年获准在澳门（Macau）居留的葡萄牙人便充当中间商，1571年长崎（Nagasaki）开港之后，葡萄牙商船每年把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运到长崎，换回日本白银，再运回澳门和广州。欧洲人在东亚最赚钱的生意之一，就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转运货物。

明代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是这个体系的动力之一。明中叶以后，民间交易日益依赖白银，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赋役折成银两征收，白银成为国家财政的基础。中国的金银比价比欧洲和日本更有利于白银，白银运到中国就能获利。经济史学家丹尼斯·弗林（Dennis O. Flynn）和阿图罗·希拉尔德斯（Arturo Giráldez）在1995年的论文中提出，1571年马尼拉建城、美洲与亚洲之间开始常规贸易，标志着全球贸易的诞生。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究竟有多少，经济史学家的估计差别很大，多数认为数量巨大，足以影响明朝后期的财政与物价。明朝在1567年隆庆开关，准许福建漳州月港的商船出海贸易，这正是闽南商人得以大批前往马尼拉的前提。

大西洋奴隶贸易

美洲的种植园需要大量劳动力。原住民人口因流行病、战争和强迫劳动大幅减少，巴西和加勒比海（Caribbean）的甘蔗种植园主转向非洲。据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Database）的统计，1501年到1866年间，约有1250万非洲人被装上驶往美洲的奴隶船，约1070万人活着上岸，其余死于被称为“中途航程”（Middle Passage）的横渡大西洋途中。

16世纪奴隶贸易的主要承运者是葡萄牙人，17世纪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相继加入。1672年英国成立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又使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取得向西属美洲供应奴隶的专营权（asiento）。18世纪是奴隶贸易的高峰，大部分奴隶被运往巴西和加勒比海的蔗糖岛。

大西洋上形成了所谓的“三角贸易”（triangular trade）：欧洲的纺织品、枪支、金属器和酒运往西非，换取奴隶；奴隶运往美洲的种植园；蔗糖、烟草、靛蓝和后来的棉花运回欧洲。蔗糖从贵族的奢侈品变成欧洲普通人日常饮食中的必需品，这是大西洋经济最直观的产物，它的代价由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承担。

这一体系与欧洲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1944年，特立尼达历史学家、后来的总理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中提出，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的利润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资本。此后许多经济史学者认为这些利润在英国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有限，不足以解释工业化；也有学者从市场、原料和航运的角度重新强调大西洋经济的作用。争论至今没有定论。

安特卫普

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从亚洲运回的香料、南德意志的白银和铜、英格兰的呢绒都汇集到斯海尔德河（Scheldt）畔的安特卫普。奥格斯堡（Augsburg）的富格尔家族（Fugger family）等南德意志商人在这里设立分号，向哈布斯堡（Habsburg）君主提供巨额贷款。1531年，安特卫普建成新的交易所，面向各国商人开放，商人在这里买卖汇票和商品，交易所的做法后来被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仿效。

尼德兰起义（Dutch Revolt）打断了安特卫普的繁荣。1576年，领不到军饷的西班牙军队哗变，洗劫了安特卫普，史称“西班牙狂暴”（Spanish Fury）；1585年，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lexander Farnese, Duke of Parma）率西班牙军队攻陷该城，城中新教徒限期离开。大批商人、工匠和资本北逃，起义的北方各省又封锁了斯海尔德河口，安特卫普的地位转到了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的世纪

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把商业、航运和金融集于一身。荷兰人拥有欧洲最大的商船队，一种名为“福禄特”（fluyt）的货船船身宽大、船员少、造价低，特别适合运输大宗货物。荷兰人把波罗的海的粮食和木材贸易称为“母亲贸易”（moedernegotie），这是他们一切商业的基础。

1602年，各城市的贸易公司合并为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荷兰文缩写VOC），取得好望角以东的贸易垄断权，并有权修建要塞、招募军队、与亚洲各国缔约。公司的股份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公开买卖，1611年落成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成为这些股份的交易场所。东印度公司1619年以爪哇的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为亚洲总部，1624年占据台湾南部，1641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马六甲；1621年成立的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则经营大西洋贸易，一度占领巴西东北部。

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Amsterdam Wisselbank）以足值的银行货币结算国际汇票，解决了当时各国铸币成色混乱的问题；荷兰各省以稳定的税收为担保发行公债，利率在17世纪中叶以后降到百分之四左右。荷兰经济史学家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和阿德·范德伍德（Ad van der Woude）把这一时期的荷兰称为“第一个现代经济”。一个人口约两百万的小国，在17世纪中叶成为欧洲的商业霸主。

荷兰的商业繁荣也留下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1636至1637年，荷兰的郁金香球茎价格暴涨，一些珍稀品种的单个球茎据说可以换一栋房子，随后价格崩溃，这就是常被当作投机泡沫典型的“郁金香狂热”（Tulip Mania）。美国史学家安妮·戈德格（Anne Goldgar）在2007年的《郁金香狂热》中考察了大量档案，认为这场投机主要局限于一小批富商和工匠，价格崩溃后并没有出现广泛的破产，关于全民疯狂和经济崩溃的描述，很多出自事后的道德说教小册子和19世纪的通俗著作。

伦敦的崛起

英国以国家力量挑战荷兰。1651年，英国议会通过《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规定输入英国的货物须由英国船只或产地国的船只运输，矛头直指荷兰的转运贸易。此后英荷之间在1652至1674年间爆发了三次战争。1688年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入主英国之后，两国结成同盟，伦敦逐渐吸收了阿姆斯特丹的资本和金融技术，1694年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成立，英国的国债制度随之成形。

18世纪，大西洋贸易成为英国对外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北美殖民地、加勒比海的蔗糖岛和西非的奴隶贸易，构成了一个以伦敦、布里斯托尔（Bristol）和利物浦（Liverpool）为中心的体系。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起初在香料群岛竞争不过荷兰人，转而经营印度的棉布、硝石和后来的中国茶叶，在马德拉斯（Madras）、孟买（Bombay）和加尔各答（Calcutta）建立商馆。英法两国在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的争夺，最终在1756年爆发的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中见分晓，英国取得了加拿大；1757年，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普拉西（Plassey）击败孟加拉纳瓦布（Nawab of Bengal），英国在印度确立了优势。

中国的对照

中国读者常把郑和下西洋与欧洲的大航海相比。1405至1433年，郑和率领的船队七次远航，最远到达东非沿岸，船队规模和船只尺寸都远超半个多世纪后的达·伽马。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航行的目的和持续性：郑和的船队由朝廷组织，以宣示国威、招徕朝贡为主，耗费巨大，明廷停止远航之后没有民间力量接续；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行虽然也由王室支持，但商人、银行家和殖民者从中获利，利润又吸引更多的投资和航行，形成了一个自我延续的过程。

明朝的对外贸易长期受到海禁的约束，1567年隆庆开关以后，民间商船获准从月港出海，但日本仍在禁止之列，贸易也须经官府许可。中国的商品和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深深卷入了全球贸易，中国的海商却始终没有得到国家在武力、法律和外交上的支持。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以自行建立要塞、招募军队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662年，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是明清之际中国海上力量与欧洲贸易公司正面交锋的少数例子之一。

世界体系之争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第一卷中，把16世纪以后形成的这一体系描述为以西北欧为“核心”、以美洲和东欧为“边缘”、以地中海沿岸等地为“半边缘”的分工结构：核心地区从事高利润的制造与贸易，边缘地区以强制劳动生产粮食和原料。东欧的“再版农奴制”与美洲的奴隶制，在这个框架里都是同一体系的产物。

沃勒斯坦的理论影响很大，也受到经济史学者的批评。英国经济史学家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在1982年的一篇论文中估算，与边缘地区的贸易在欧洲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不大，欧洲的增长主要依靠内部的力量。也有学者批评这一理论过分强调欧洲的主动性，低估了亚洲经济的分量；美国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ReORIENT）中甚至认为，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亚洲，尤其在中国。这些争论从不同方向说明了一点：大西洋时代的欧洲崛起，离不开它与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