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6年,苏瓦松。

一个二十岁的法兰克青年带着人马打垮了西阿格里乌斯,把高卢北部最后一块罗马人的地盘收进自己手里。西阿格里乌斯逃到图卢兹,投奔西哥特国王,西哥特人怕惹麻烦,把他捆了送回来。青年先把人关起来,等地盘坐稳了,才在牢里割断他的喉咙。

青年叫克洛维,法兰克人一个小部落的首领,父亲刚死不久,手下的战士大概只有几千人。此后三十年,他把高卢从北到南收拾了一遍,死的时候留下一个从莱茵河到比利牛斯山的王国。今天叫作法国的这个国家,往上追溯,源头就在这里。

苏瓦松还留下另一件事,比战役本身传得远。

打下城以后按老规矩分战利品,人马排开,东西堆成一堆,抽签取物,国王也只算一份。当地主教派人来找克洛维,说堆里有一只教堂的银瓶,非常要紧,能不能还回来。克洛维答应了,跟战士们说这只瓶子我想额外要,算在我的份额之外。多数人应了,有一个战士举起战斧把银瓶砸扁,说你只能拿到抽签抽给你的东西。克洛维没有发作,收起砸扁的瓶子交还教堂。

一年以后校阅军队,克洛维走到那人跟前,说你的兵器保养得太差,抓过他的斧子扔在地上。那人弯腰去捡,克洛维举起自己的斧子劈开他的脑袋,说这就是你在苏瓦松对那只瓶子做的事。

这个故事出自图尔的格里高利的《法兰克人史》,写成时距事发已经九十年,细节未必可靠。但它把一件事说得很清楚。当时的法兰克国王还不是君主,只是战士推举出来的头领,分赃要按规矩,谁都可以当众顶撞他。克洛维要做的,是把这样一个头领变成国王。他一辈子做的事情,都可以放进这条线里看。

法兰克人是谁,说起来并不复杂。

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3世纪的罗马文献里,指莱茵河下游一带若干部落的松散联合,词义大约是“勇猛的人”,也有人说是“自由的人”。他们没有统一的王,各部落有各自的首领。与哥特人、汪达尔人不同,法兰克人没有走远路,没有横穿欧洲,他们就在莱茵河口住着,一点点往西南方向渗,几代人下来,不知不觉过了河。

罗马人对他们并不陌生。法兰克人当罗马兵的历史很长,4世纪已经有法兰克人做到罗马军队的高级将领。上一章说过,406年冬天挡了汪达尔人一下的正是他们,那时候他们替罗马守莱茵河。等到帝国的钱发不下来,这些边防军就成了自己地盘上的主人,名义上还是罗马的同盟。

克洛维出自其中一支,萨利安法兰克,家族叫墨洛温。这一族有个特别的规矩,男子终生不剪头发,长发披在肩上,是王族的标志,罗马人写作“长发诸王”。剪掉头发就等于取消资格,后来墨洛温家族内斗,处置对手的常见办法不是杀,是剃发送进修道院。

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的墓,1653年在图尔奈被工人挖出来。墓里有他的印章戒指,刻着名字,还有金饰、武器、马骨,以及三百来只黄金做的小虫,一般说是蜜蜂,也有人说是蝉,原先大概缀在斗篷上。这批东西后来进了法国王室的收藏。1804年拿破仑称帝,选了蜜蜂做帝国的纹章,用意是找一个比波旁家族的百合花更古老的法国符号。他找到的,是一个5世纪法兰克酋长袍子上的装饰。

这批黄金1831年在图书馆被人偷走,多数熔了,只捞回两只蜜蜂。

要讲克洛维一生最要紧的那一步,得先讲一桩教义争端。

4世纪初,亚历山大城有位教士阿里乌斯提出,圣子基督是圣父所造,位次低于圣父,不是自有永有。这个说法在当时并不算离奇,反倒因为逻辑清楚吸引了很多人。325年尼西亚会议判定阿里乌斯的说法为异端,确认圣父圣子同质。但争论没有随会议结束,之后半个多世纪里,帝国的官方立场几次反复,有几位皇帝本人就倾向阿里乌斯派。

哥特人正是在那几十年里皈依的。传教士乌尔菲拉给他们造了字母,把圣经译成哥特语,这是日耳曼语言最早的书面文献。乌尔菲拉本人属阿里乌斯派,哥特人接受的自然也是这一派。哥特人再把信仰传给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伦巴第人。等到380年以后帝国最终确立尼西亚信条,这些部族已经定型,而且把自己的信仰当作族群标记,不肯改。

于是五世纪的西欧出现一种奇怪的格局。掌权的日耳曼人是阿里乌斯派,被统治的绝大多数居民是天主教徒,两边在同一座城里各有各的教堂,各过各的复活节,互不通婚,互不领受对方的圣餐。统治者在当地人眼里不但是外人,还是异端。北非的汪达尔国王甚至反过来迫害天主教徒,没收教产,流放主教,结果是把当地人彻底推到了对立面,一百年后东罗马军队打过去,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这就是当时所有日耳曼王国的共同困境。军事上赢了,人心上进不去。谁能解开这一环,谁就能站得住。

克洛维起初信的是法兰克人的旧神。改变从他的妻子开始。

克洛蒂尔德是勃艮第王族的女儿,勃艮第王室是阿里乌斯派,她本人却是天主教徒。她一直劝丈夫改信,克洛维不肯,说他的神管用,你的神什么也做不成。她争到了长子受洗,孩子穿着白袍受洗后不久就死了。克洛维大发脾气,说交给我的神就不会这样。克洛蒂尔德坚持给次子受洗,次子也病了,据说是母亲祈祷之后才好起来。

转折发生在战场上。496年,克洛维与阿勒曼尼人在托尔比亚克交战,法兰克军队被冲乱,眼看要垮。按格里高利的写法,克洛维在阵中许愿,说克洛蒂尔德的神若能让他赢下这一仗,他就受洗。仗打赢了,阿勒曼尼人的王阵亡,全族降服。

受洗在兰斯举行,主持的是兰斯主教雷米。仪式前雷米对他说了一句流传下来的话,让他低头,烧掉他从前崇拜的,崇拜他从前烧掉的。跟着受洗的还有三千名战士,格里高利说那天兰斯的街道挂满彩幔,教堂里点满蜡烛,香气弥漫,人们以为自己进了天堂。

这段记载的可靠程度要打折扣。格里高利写作时距此已九十年,他是主教,写这一段的用意是把克洛维塑造成新的君士坦丁——同样是阵前许愿,同样是胜利后受洗,连情节都对得上。受洗的年份至今有争议,496年是传统说法,也有学者主张498年或者508年。三千人一同受洗更像是修辞。

不过有一件事没有争议。克洛维受的是天主教的洗,不是阿里乌斯派的洗。在他之前和同时代的日耳曼国王里,只有他做了这个选择。

后果立刻显现。高卢的主教们从此把他看作自己人。上一章说过,那时候主教多半出身本地大族,手里有粮,有威望,有识字的属员,能调动民心。他们站在克洛维一边,等于把高卢罗马社会的上层交到了他手上。克洛维打西哥特人的时候,沿途城市的大门是主教从里面打开的。

一个人的信仰选择,很难说有多少是虔诚,有多少是算计。但选完之后,法兰克人和高卢人之间那道最硬的墙没有了。其余的日耳曼王国全都撞在这堵墙上,只有法兰克人绕了过去。往后一千年,这里的国王都以天主教会的保护者自居,直到“最虔诚的国王”成了法国君主的正式称号。起点就是兰斯的那一天。

受洗以后的十几年,克洛维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南下。507年,他在普瓦捷附近的武耶击败西哥特军队,西哥特王阿拉里克二世战死,据格里高利说是克洛维亲手所杀。西哥特人退过比利牛斯山,在西班牙另立王国,高卢只剩下地中海边的一条走廊。出兵前克洛维对部下说的理由是,那些阿里乌斯派占着高卢最好的地方,让人受不了。这话是打给主教们听的。

第二件是接受罗马的名分。武耶之战后,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派人送来文书,授予他执政官的荣衔。克洛维在图尔的圣马丁教堂穿上紫袍,戴上冠冕,骑马向民众撒钱,人们喊他执政官、奥古斯都。一个法兰克酋长的儿子,就这样进了罗马的名分体系。他很清楚这套虚衔在高卢人眼里意味着什么。

第三件是清除亲族。莱茵河一带还有几支法兰克国王,都是他的远亲。他挑动一个王的儿子杀掉父亲,随即以弑父罪处死这个儿子,顺手接管地盘。另一个王被他派人砍死在营帐里。如此收拾了三四家。事情办完,他当着众人叹气,说自己像个客居异乡的人,孤零零一个,亲人都不在了,若有难处不知道找谁。格里高利在这里补了一句,说他讲这话不是伤心,是想看看还有没有漏网的亲戚站出来。

511年克洛维死在巴黎,四十五岁上下,葬在圣热纳维耶芙山上他自己建的教堂里。那座山,那位女子,上一章都出现过。热纳维耶芙当年在城墙上撑住的这座城,最后成了打进来的那一族的都城,而两个人埋在同一座山上。

他的王国按法兰克人的习惯分给四个儿子。这个分割继承的规矩后来一再制造内战,直到查理曼的孙子辈把整个帝国分掉,那是第八章的事。

克洛维还留下一部法典。

《萨利克法典》是他晚年下令编纂的,用拉丁文写成,内容基本是日耳曼习惯法。全书大半篇幅是一张罚金表,杀人、伤人、偷窃、辱骂,各值多少金币,条条列明。

数目本身就是一份社会说明书。杀一个自由的法兰克男子,赔二百金币;杀一个有地的罗马人,赔一百;杀一个纳贡的罗马人,赔四十五。同样一条命,价钱按族群和身份分三等。杀怀孕的妇女赔七百,杀十二岁以下的男孩赔六百,因为都算断了一支血脉。偷一头吃奶的小猪、偷一只带铃铛的公牛、偷一群蜜蜂,各有各的价目,看得出这是一个牲口比钱要紧的社会。

罚金表的用意不是惩罚,是止血。日耳曼人的老规矩是血亲复仇,杀人偿命,一族对一族,冤冤相报。法典想做的,是把复仇折算成金钱,让苦主收钱罢手。国王抽走其中一部分作为诉讼费,这是王权最初的收入之一。

这部法典里有一条不起眼的规定,说继承祖传土地时,女子不能承受,只归男嗣。写这句话的人想的是一块地几只羊。八百年后,1316年和1328年法国王位两度出现无男嗣的局面,法学家从故纸堆里翻出这一条,用来排除女性和外孙的继承权。被排除的人里有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他的母亲是法国公主。他不服,于是有了百年战争。一部6世纪日耳曼人的罚金表,成了一场持续百余年的战争的法理依据。

法兰克人留下的另一样东西是语言,但结果与人们的预想相反。

法兰克人是征服者,人数却少,学界估计最多不过二十来万,高卢的居民有六七百万。少数统治多数,通常的结果是征服者的语言被吞掉。高卢正是如此。法语是拉丁语的后代,语法、词汇的主干全部来自拉丁文。日耳曼语只留下了几百个词,多数与战争、颜色、田园有关——guerre(战争)、blanc(白)、bleu(蓝)、jardin(花园)、gagner(赢),都是法兰克词。

不列颠的情形恰好相反。盎格鲁撒克逊人过去以后,当地的罗马不列颠语言几乎被扫空,今天的英语是日耳曼语。同样是日耳曼人渡海过河,一边被同化,一边同化了别人。差别在于人数、在于当地的城市和教会还剩多少、在于征服者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一套现成的秩序可以接管。法兰克人接管了一个还在运转的高卢,就得学着用它原来的语言办事。

至于地名,倒是留下了不少。法国北部很多村子以-court、-ville、-ing结尾,前面缀着一个日耳曼人名,意思是某某人的院子、某某人的庄。地图上那一片密集的日耳曼地名,画出的正是法兰克人当年落脚的范围,越往南越稀,到卢瓦尔河以南几乎不见。

而这个国家的名字,France,字面意思是法兰克人的地方。

兰斯大教堂在巴黎东北一百四十公里,坐火车四十来分钟。今天看到的这座是13世纪的建筑,一战时挨过炮弹,烧掉过屋顶,修了很多年。西立面上有几百尊雕像,其中一尊天使笑得很好看,人称“微笑天使”。

法国国王在这里加冕,从中世纪一直到1825年的查理十世,前后三十多位。选在兰斯,就因为克洛维当年在这里受洗。加冕仪式上要用一瓶圣油,据说是克洛维受洗那天鸽子从天上衔下来的,装在一只小玻璃瓶里,历代相传,用一点补一点,永远用不完。这瓶油是法国王权最要紧的一件圣物,有了它,法国国王才被认为是受膏者,与别国君主不同。

1793年11月,一位国民公会的代表奉命到兰斯,当着众人把圣瓶砸碎在广场上。同一年,圣热纳维耶芙的遗骨在巴黎被烧掉。革命很清楚该拆哪几块石头。

后来复辟王朝又拼凑了一只圣瓶,说是从碎片里抢救出来的残油,查理十世用它加冕。那是最后一次。

站在教堂里往上看,光从彩窗透下来,什么也说明不了。一千五百年前一个战士首领在这里低下头,为的多半是眼前的实际好处——主教的支持、当地人的顺服、一个比对手更有利的位置。他不会想到这件事会长成什么。历史里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当事人办的是眼前的事,长出来的是身后的千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