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就格陵兰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没有宣布建立新秩序,只重申一项旧原则:一块土地的前途,应由生活在那里的人和拥有主权的国家决定;即使是盟友,也不能绕开。
几天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说得更直白。他认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来不是一幅完全真实的图景。强国曾为自己保留例外,国际法也未必对所有国家同样严格地适用。但旧安排毕竟保障了航道安全、金融稳定,也为解决争端提供了场所。如今,大国越来越公开地用关税施压,把金融网络和供应链变成筹码。中等国家不能再以为,只要坐在既有制度里,就自然有人保护。
欧洲联合声明克制,卡尼讲话尖锐,所谈却是同一件事:国际秩序没有突然消失,维持秩序的默契正在改变。
规则并未退场,例外却越来越显眼
国际秩序从来同时依靠实力和规则。国家要遵守条约,航道要有人维护,争端处理要有各方承认的程序。二战后,美国及其盟友保障安全、开放市场,也从中获得巨大收益。合作扩大了,权力不平等和规则的选择性适用却始终相伴。
今天更令人不安的,不是人们终于发现旧秩序的缺陷,而是大国越来越公开地为自己保留例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冲击了禁止以武力改变边界的原则。另一边,美国若对盟友以领土要求或关税相威胁,也会伤害长期倡导的主权原则和联盟信任。两者的行为与后果不能混为一谈;判断仍须依据各自的事实和法律。但提出规则的国家是否承认规则也约束自己,关系到所有规则的信誉。
国际法若只在谴责对手时有力,涉及伙伴时便改谈特殊处境,规则不会立刻作废,却会慢慢失去说服力。国家仍参加会议、签署声明,私下却开始准备:万一规则保护不了自己,该怎么办?
变化也从秩序内部发生
只看大国实力消长,解释不了为何一些从旧秩序获益最多的国家,也开始质疑开放贸易和多边机构。
全球化让许多人获益,也可能把损失留在一座工业城市、一个行业或一代工人身上。对失去工作的家庭来说,“开放使世界更繁荣”回答不了明年的收入从哪里来。国际机构管的事越来越多,从贸易延伸到技术和社会政策;国内选民却未必觉得自己能影响决定。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多责任,机构中的席位与话语权仍调整缓慢。各国不得不追问:谁参与制定规则,谁付出代价,谁有权修改?
选民的不满会进入国内政治,国内政治又改变政府的对外承诺。国际组织不会因此一夜瓦解。会议照开,文件照发,关键问题却越来越难达成决定;旧规则留在原处,各国把新合作移往区域协定、临时安排和小范围联盟。未来未必有一套整齐的新制度取代旧制度。贸易、安全、技术和气候领域,可能各有各的规则与伙伴。
中间力量能够改变什么
德国、英国和加拿大都无法独自决定世界规则,也不必在大国之间充当旁观者。三国拥有不同的市场、技术、金融、外交和安全资源,能把分散的国家召集起来,让原则获得实际支持。
德国依托欧洲。面对安全压力,德国增加防务投入,强调经济竞争力,也坚持欧洲团结、北约合作以及丹麦和格陵兰的主权。德国总理默茨在达沃斯提醒听众:一个只计算实力的世界,首先危及小国,最终也会危及大国。德国的立场有历史记忆的分量,也要靠今天的欧洲拿出共同政策来支撑。
英国的处境不同。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重要的外交和安全能力,不能简单称为“中等国家”,却也难以独自左右大国竞争。英国与欧洲伙伴共同重申格陵兰的主权原则,又同法国等国围绕乌克兰组织合作。当普遍性的国际机构难以迅速行动,英国可以推动愿意承担责任的国家协同行动,并说明行动依据什么原则。
加拿大对规则失效的焦虑更加直接。跨境贸易和安全合作对加拿大至关重要,经济联系一旦被用来施压,加拿大承受的风险也格外明显。卡尼主张在贸易、关键矿产、安全和人工智能等议题上寻找不同伙伴,而不是让每个国家筑起自己的堡垒。合作的国家未必次次相同;有了伙伴,加拿大便不必每次都独自面对强国。
三国走的路不同,作用也有边界。中间力量无法代替大国,却能让原则落在共同声明、市场选择、制度安排和集体行动上。大国违反规则时,外交与经济成本便不再只停留于谴责。
维护规则,也要接受规则的检验
中等国家未必比大国公正。联合声明容易发表,持续投入防务、开放市场、分担风险难得多;对伙伴宽容、对对手严厉,也不只是大国的毛病。卡尼讲话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要求,恰恰是把同一标准用于盟友和竞争者。
中国同样面临检验。中国曾从国际分工和现有机构中获得发展空间,如今有能力要求改革、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制定新规则。维护主权平等与开放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充分的代表权,都有必要。若要赢得持久支持,中国还须在具体议题上拿出可预期的政策,让别国相信:修改规则会增加共同利益,而不只是换一个享有例外的国家。
国际秩序或许不会经历一场决定胜负的对抗。有些共同规则会得到修复,有些领域会出现并行安排,有些合作会因互不信任而收缩。结果不仅取决于最大的几个国家,也取决于德国、英国、加拿大以及更多国家,能否在坚持原则时承担代价,在反对别人滥用规则时也约束自己。
秩序最可贵的地方,不是让各国从此不再争执,而是争执发生后,各方仍愿意说明依据、接受质疑,并为下一次合作保留可信的程序。今天需要维护的,正是这种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