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感受到，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技术越来越先进，利润越来越可观，消费者、劳动者和中小经营者的处境却未必改善。
一些大型平台凭借市场优势抬高收费，制定不对等规则，对消费者实行复杂定价。一些企业把经营风险层层转嫁给劳动者，用外包、派遣和所谓灵活就业规避责任。一些电商平台一方面把劳动者和商家压榨得苦哈哈的，另一方面从交易中获取巨额收益，却对假冒伪劣、虚假宣传和恶性竞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问题反复出现，不能只归结为少数企业缺乏道德，也不能寄希望于企业家突然变得更有社会责任感。更深层的原因，是现代企业通常被视为资本所有、资本控制、为资本增值服务的组织。
劳动者付出劳动，消费者贡献需求和数据，供应商承担生产、库存和资金压力，企业规则却主要由出资者决定，经营收益也主要归出资者所有。只要利润仍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压低人工成本、挤压供应商、放松质量控制，利用市场优势获取超额收益，就可能成为企业眼中的正常经营选择。
资本当然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问题不在于资本获得回报，而在于资本是否应当天然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
企业价值从来不是资本单独创造的。一家零售企业离不开消费者，一家平台企业离不开商户、用户和劳动者，一家制造企业离不开技术人员、产业工人和上下游企业。价值既然由多方共同创造，治理权和收益分配就不应永远只围绕股东展开。
长期以来，谈论企业制度，往往只想到两种模式。一种是国家所有的国有企业，另一种是投资者所有的股份公司。前者强调公共控制，后者强调资本效率。两种模式都有存在的必要，却不是企业制度的全部。
国家所有和资本所有之外，还有劳动者所有、消费者所有、生产者所有、使用者所有以及多方共同所有。合作社、员工持股企业、互助保险组织、信用合作机构、平台合作社，都属于这一制度范围。
这些企业并不否定市场，也不排斥资本。相反，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这类经济的社会影响力越大。资本可以获得合理回报，不能因为出资就垄断全部控制权。管理者可以获得激励，不能把劳动者和消费者只看成成本和流量。企业可以追求效率，也不能把社会责任变成可有可无的公关装饰。
企业具体实现形式长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合作社常被理解为农业领域的政策性组织，甚至被等同于项目、补贴和行政推动，很少被当作一种现代企业制度来认识。事实上，合作制完全可以应用于零售、金融、养老、住房、物流、互联网和专业服务。
现实中的一些合作社流于形式，有些被少数投资者控制。成员没有真正的表决权，也得不到合理的收益返还。名义上是合作组织，实际仍按资本控制企业的方式运行。
这不能证明合作制没有价值，只能说明真正的合作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判断一家企业是不是合作企业，不能只看名称里有没有“合作”二字，而要看它是否真正做到成员所有、成员控制、成员受益。
消费者合作社应当服务消费者，不能借消费者之名为少数人牟利。劳动者合作社应当让劳动者参与决策、分享收益，不能只是换一种方式雇佣工人。平台合作社应当让司机、骑手、商户和用户参与规则制定，不能继续把他们置于算法和资本的单向支配之下。
企业制度改革也不能停留在要求资本发善心。可靠的社会责任必须建立在权利结构之上。
劳动者有稳定的谈判权、参与权和收益分享权，才不会在企业经营压力面前首先被牺牲。消费者能够参与监督，才不会永远被复杂规则和信息差支配。中小供应商在平台治理中有表达渠道，才不至于被流量、账期和排名机制随意拿捏。
这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要改造成合作社，也不意味着否定股份制企业。不同产业、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组织形式。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把股东所有制，甚至华尔街模式，视为现代企业唯一标准的观念。
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应当允许多种所有制和治理模式并存。国有企业承担公共责任，股份公司发挥资本和创新优势，劳动者、消费者和生产者也应有机会通过合作组织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
企业不只是生产利润的机器，也是组织劳动、分配资源、塑造社会关系的重要制度。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企业，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劳动关系、消费关系和财富分配格局。
假如企业永远只为资本服务，技术越进步，平台越集中，普通人反而可能越缺乏选择。劳动者、消费者和使用者不能只是企业管理和服务的对象，也应当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治理者和受益者。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会有更广泛、更稳定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