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分量

听闻朱镕基先生去世，虽然知道人都有这一天，但一位改革者离世，还是心有戚戚焉。先生享年九十八岁。评价政治人物，事功应当是第一位的，思想、德行居其次，至于清廉，那本是为政者的本分，不必单独表彰。以事功而论，1949年以后的历任中，朱先生可以排在第二。他最大的事功，是把中国带进了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早已开启，久拖不决，正是在他任上加速达成，他的视野与决断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要理解这件事的分量，得回到更早的历史。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挫败，人们习惯归咎于天灾，封锁，底子薄。究其根本，还是刘说的那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短缺、匮乏、僵化，都是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不是运气不好。那个年代并不缺少明白人，只是明白人未必有做事的机会。

改革最终能够成功，有两个条件常常被忽略。一是市场对这片土地并非新事物。近代以来，工商百业已经发育了几十年，商业传统和商业记忆没有断绝，一旦松绑，很快就能复苏。二是计划体制在中国推行得并不彻底，农村和民间始终留有缝隙，1962年的包产到户虽然中途搁浅，火种却留了下来。1980年代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最后一次折中试验，想在计划的框架内嫁接市场，实践证明折中没有出路。曾经的老大哥用自己的结局给这场持续大半个世纪的试验画上了句号，中国则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唯一走得通的路。

邓公规划了方向，但方向不会自动变成现实。具体的执行落在1990年代，落在江朱时代，是江的支持之下朱的决断。那是一个问题成堆的年代——通胀高企、三角债缠结、银行坏账累积、国企大面积亏损，外面还有亚洲金融风暴压境，任何一项处置失当，都足以拖垮转型。朱以罕见的决断力逐一料理，而分量最重的决断，还是入世。当年舆论把入世渲染成“狼来了”，他看到的不是狼，而是规则。两千年的治理传统重人治、轻规则，喜欢模糊和例外，世贸组织恰恰是一套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规则体系。入世不只是开放市场，更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此后二十年，中国走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工厂，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现代工业体系，几亿人的就业、收入和生活方式因此改变。鸦片战争以来国人真正平视世界，这是真正的起点。新世纪以来的头号政治福利，于民于国，功莫大焉。

他也并非没有争议。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阵痛，分税制塑造的央地财政格局，功过几何，至今众说纷纭。但把他放回那个年代，放回那些几乎无解的难题面前，苛责就显得轻飘。改革从来不在真空中进行，能在重重约束之下办成最要紧的事，已属难得。

今天怀念他，不只是怀旧。当下经济的困难，症结不在市场走得太远，而在市场化还没有走完。舆论中流行把资本当作诸多问题的根源，究其实，反映的是市场主体不够多样。民间力量足够多元，任何单一力量都不足为惧。企业的待遇往往取决于出身，成长到一定高度便会遇到无形的顶，规则有时让位于权宜，这些都与市场经济难以相容。市场经济的要义从来不是资本至上，而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他当年力推入世，争的正是这个。方向感和决断力，是关键位置的灵魂，他都有。

他与他的老搭档相继离去，被后人真挚缅怀。改革者的分量，往往要等潮水退去之后，才看得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