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虹口长阳路上的摩西会堂旧址，如今是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2020年底扩建后重新开放，展厅里有一面墙，刻着上万个曾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的名字。来参观的除了中国游客，还有从以色列、奥地利、美国来寻找祖辈住处的家庭。近年来，这段历史常被概括为“上海是犹太人的诺亚方舟”，在外交场合和媒体上反复出现。
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1938至1941年间，近两万名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的犹太难民到达上海，一个常被引用的比较是：这个数字超过了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接收的犹太难民的总和。问题在于，上海为什么能收下这么多人，这些人在上海过的是什么日子，答案并不总是温情的。
一扇没人看守的门
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水晶之夜”之后，德国当局逼迫犹太人离境，但离境需要一个目的地。同年7月，三十二个国家在法国埃维昂开会讨论难民问题，几乎没有国家同意增加接收名额。美国维持移民配额，英国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上海是例外。1937年淞沪会战以后，日军占领了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由原来的机构管理，却没有任何一方对入境者查验护照和签证。一个中欧犹太人只要买得到船票，就能在上海的码头上岸。换句话说，上海成为避难所，首先是因为战争造成的权力真空，这扇门本来就没有人看守。
门很快开始收窄。1939年8月，日本当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相继出台规定，新到的难民须缴纳四百美元的保证金，或者有在上海的亲属、工作合同担保。对刚被没收了财产的难民来说，四百美元是一笔很难拿出的钱。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海路断绝，这扇门就彻底关上了。
签证和船票
签证在这段历史里仍然重要。去上海不需要签证，但要离开德国和奥地利，难民得向当局出示一个国家的入境许可。1938至1940年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在上级不赞成的情况下，向犹太申请者签发了大量前往上海的签证。签发总数没有完整记录，研究者估计至少数以千计。2000年，以色列亚德瓦谢姆授予他“国际义人”称号。
1940年夏，日本驻立陶宛考纳斯的领事杉原千亩签发了两千多份过境签证，一批波兰和立陶宛犹太人经西伯利亚到达日本，其中包括密尔经学院的数百名师生，他们在1941年又转往上海。难民的路线大致有两条：从热那亚、的里雅斯特搭意大利邮轮，经苏伊士运河航行一个月；或者坐西伯利亚铁路到大连、海参崴，再坐船南下。
重庆的国民政府也讨论过接纳犹太难民。1939年，立法院院长孙科提出在西南边疆划地安置犹太难民的设想，希望借此争取英美的同情和犹太人的资本，这个设想没有付诸实施。
虹口的日子
难民多数落脚在苏州河以北的虹口。那里在1937年的战火中大半被毁，房租低廉。他们把废墟改成住处和店铺，开起咖啡馆、面包房、裁缝店，舟山路一带被称为“小维也纳”。他们办了报纸、剧团和学校。
生活的底色是贫困。许多人住在由沙逊、嘉道理等早期巴格达裔犹太家族出资的收容所里，一间大屋住几十人，靠施粥处的一日一餐度日。1941年，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派来的劳拉·马戈利斯（Laura Margolis）接手救济工作，到1943年，靠救济吃饭的难民近万人。
难民的邻居是同样穷困的中国居民，彼此同住一条弄堂，隔着语言，也分享着同一种拮据。后来的许多回忆里都提到，中国邻居没有把他们当作外人。这种相处是真实的，它也发生在日本占领下，中国居民自己的处境同样艰难。
日本人的算盘
日本当局为什么没有像德国那样对待犹太人？原因之一，出人意料地与反犹神话有关。1930年代，日本军方和外务省里有一批研究“犹太问题”的官员，他们读过日译本的《锡安长老议定书》，相信犹太人掌握着美国的金融和舆论。由此产生的想法是：善待犹太人，也许能换来美国的犹太资本和好感。这套设想后来被称为“河豚计划”，名字取自一句比喻：犹太人像河豚，处理得当是美味，处理不当会致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了敌国，这个算盘不再有用。1943年2月，日本当局宣布设立“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1937年以后抵沪的犹太难民必须迁入虹口一片不到一平方英里的区域，出入须持通行证。发放通行证的日本官员合屋叶（Ghoya Kano）自称“犹太人之王”，喜怒无常，至今是难民回忆中最常出现的人物。
据战后一些证词，德国驻日盖世太保代表约瑟夫·迈辛格（Josef Meisinger）曾向日方提议消灭上海的犹太人。这件事的细节，史学界至今没有定论。能确定的是，上海的犹太难民没有遭到系统的屠杀，限定居住区里仍有死亡，多半来自疾病和营养不良。1945年7月，美军轰炸虹口的日军设施，三十多名难民和更多的中国居民遇难。
离开之后
战争结束后，难民陆续离开，去往美国、澳大利亚、巴勒斯坦和后来的以色列。到1950年代初，上海的犹太社群几乎消失。离开的人里，有后来的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他十三岁随家人到上海，在虹口住了八年，晚年出任柏林犹太博物馆的首任馆长；还有波普艺术家彼得·马克斯（Peter Max），他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
这段历史的记忆在很长时间里只保存在离开者的回忆录里。1990年代以后，上海陆续修缮摩西会堂、立起纪念碑，2007年开放纪念馆。它今天被当作中以友好、中国人道主义传统的例证，这有事实依据，也需要补上几条：上海的大门首先是战争中的无主之门；日本占领当局的宽容夹杂着对“犹太金融力量”的误信；中国居民的善意，发生在他们自己也身处占领之下的时候。
把这些都讲出来，故事就不那么简单了，却更接近难民们亲历的上海。当年从上海离开的难民，如今大多已经不在世。他们的后代还会继续回来寻找那些弄堂，这段历史以后怎样讲述，还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