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并不缺明白人。问题散在许多人眼前，答案却从未真正汇到朝廷手里。
这一点很容易被后来的失败遮住。一个王朝既然亡了，人们回头看去，总觉得当时上下昏聩，举朝无人，仿佛人人都看不见危机。史料读得稍多一些，印象便会改变。晚清几十年间，看见问题的人其实不少。有人知道西方的强盛不在几艘军舰，有人知道中国不能永远不派使臣到外国，有人看见军队和财政正在脱离中央，也有人在大清最后几年已经明白，靠“有兵在”压住舆情，离亡国不会太远。
他们中有些人名气很大，有些人今天已经少有人提起。
一、郭嵩焘
最早值得说的，是郭嵩焘。
郭嵩焘出使英国之前，中国士大夫对西方已有不少议论。魏源写《海国图志》，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知道洋枪洋炮厉害的人已经不少。真正到西方住下来，认真观察议会、学校、社会风气和政府运作，又愿意把看到的东西写给国内的人，郭嵩焘走得比许多人远。
1876 年，他奉命出使英国，成为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
这个差事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鸦片战争过去三十多年，大清才正式向英国派驻公使。英国公使早已常驻北京，中国朝廷对伦敦却还陌生得很。几十年的外交，大半处在别人到中国来，中国却很少真正走出去的状态。
郭嵩焘到英国以后，很快发现一个问题。
西方的强，不只是船坚炮利。
工厂、铁路、学校当然重要，议会、法制、政府办事的方式也不能忽略。中国当时许多人已经肯学机器，对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仍抱着很深的轻视。郭嵩焘偏偏把这些写了出来。他甚至承认，西方一些国家在政治教化上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这在当时很犯忌讳。
大清可以承认英国的炮比中国好，很难承认英国的某些制度也有可取之处。前一句尚可归入“器物”，后一句已经碰到天朝文明的自尊。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寄回国内，遭到不少士大夫攻击。有人骂他崇洋，有人嫌他失了体统。
今天回头再看，郭嵩焘真正倒霉的地方，大概在于看得太早。
多数人还在讨论怎样造更好的炮，他已经问西方为什么能够造出更好的炮；多数人还把强弱看成军事问题，他已经看到制度、教育、工商和政治秩序。
一个人早十年看见问题，未必是幸运。
二、薛福成
薛福成的经历更有意思。
他早年身在国内，对郭嵩焘的一些看法并不完全认同。后来自己出使欧洲，亲眼见过英国、法国等国，许多想法慢慢变了。西方国家能够富强，靠的不只是军队；工商为何活跃，财政为何有力，教育为何普及，政府和民间又怎样相处，都值得研究。
晚清很多人的思想变化，都有类似轨迹。
在中国时，看西方像看一团模糊的影子，容易把所有东西归结成“夷狄之技”。真正走出去，才发现那是一套完整社会。机器背后有人才，人才背后有学校，学校背后有制度，制度又和财政、法律、政治习惯连在一起。
于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出现了。
如果承认西方的强大来自一整套制度，中国到底要学到哪里为止？
学枪炮容易，办工厂已经麻烦，改财政更难，碰到政治制度便会牵动整个权力结构。晚清很多改革争论，真正难处都藏在这里。
三、赫德
外国人中，也有人很早看到了问题。
赫德算一个。
赫德长期主持中国海关，身份很特殊。他替清政府办事，又是英国人，对中国官场和西方世界都相当熟悉。1865 年，他写过一篇《局外旁观论》，提出许多改革建议。今天读来，有些意见带着明显的外国人立场，也有英国利益的影子，不能拿来当成一片赤诚的劝告。可他看到的一些问题，大清自己当时还不愿面对。
他希望中国认真处理外交，了解外国，改革行政，改善财政和军事，不要继续把外部世界当成可以用旧办法敷衍过去的“夷务”。
这个时间很值得注意。
1865 年，太平天国刚刚平定不久，洋务运动才开始起步。许多人还觉得，只要练兵、造船，大概就能把局面扳回来。赫德已经提醒清廷，外患和内政纠缠在一起，不能再分开处理。
中国后来几十年的经历，差不多一直在替这句话作注。
甲午战败，固然败在海上，也败在财政、军制和组织；庚子之乱看似外交危机，根子又牵到朝廷决策和地方政治；辛亥起义看似军事事件，几个月之间变成全国政治崩塌。
外面的事情，早已和里面分不开。
四、威妥玛
威妥玛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后来做过英国驻华公使，早年在中国任职时便主张清廷更多了解西方，派人出国，学习外国办事的办法。站在今天看，这些建议很普通。放回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却没有那么普通。
当时中国有外国使节常驻北京，自己却迟迟不愿建立完整的驻外使节制度。朝廷一方面不断和外国打交道，一方面又不愿真正进入那套外交体系。遇到事情，常常临时派人交涉；外国国内政治如何变化，社会舆论怎么看中国，议会怎样影响外交，中国知道得很少。
这是晚清外交长期吃亏的一个根源。
一个国家如果只等别人来到自己的门口，再判断别人想干什么，往往已经晚了。
五、蒲安臣
蒲安臣的故事更有戏剧性。
他本来是美国驻华公使。后来清政府第一次正式派遣使团出访欧美，竟请一个美国人担任使团首脑。以今天眼光看，很难想象一个大国第一次大规模向外派遣外交使团，要靠外国人替自己领队。
这件事既显出晚清的开放，也显出晚清的窘迫。
中国终于肯出去看世界了，可真正熟悉那个世界、懂得怎样交涉的人，自己还没有多少。
这样的事情在晚清很多领域都能看到。想办海军，没有足够的海军人才，只好请外国教习；想办海关，长期依赖外国人；想办外交，又不得不请外国人帮忙。一个古老帝国忽然进入近代世界，人才和制度都来不及准备，只能边走边补。
六、张之洞
真正令人感慨的，还在中国人自己的警告。
张之洞晚年已经看出清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他一生主张改革，又始终忠于大清。新军、教育、工业都可以办，皇统和纲常不能动。到了生命最后几年，他却越来越担心皇族亲贵掌权会毁掉新政。
载沣摄政以后，希望把军权收回皇族。载涛、载洵等宗室先后掌握军事职务。张之洞认为这样做会招致舆论反对。据《张之洞年谱》记载，他警告载沣“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沣只回了一句：“有兵在。”
张之洞听完叹道：“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这几个字比很多长篇政论都重。
张之洞不是革命党，也不是立宪派中的激进人物。他做了一辈子大清的官，官至军机大臣、大学士。这样一个人听见最高执政者说“有兵在”，第一反应却是“亡国之言”，值得细想。
兵当然重要。
一个政权没有军队，很难维持。可兵是谁的兵，军官听谁的话，士兵为什么服从，军饷从哪里来，又是另一回事。载沣看见的是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看见胞弟掌陆军、掌海军，便以为天下兵权已经回到皇族手里。
三年以后武昌枪响，答案出来了。
湖北新军首先起事，北洋军又非袁世凯不能驾驭。清廷名义上有几十万军队，真正到了生死关头，还得把三年前赶走的袁世凯请回来。
“有兵在”三个字，原来连第一层都靠不住。
七、载沣
载沣本人也值得写。
他常被后人概括为庸懦、迟钝、优柔寡断。这样的评价大体有根据，可若只把他写成一个昏庸王爷，又会错过一点东西。载沣并非完全不知道大清有问题。他知道袁世凯势力太大，也知道皇族失去军权很危险，所以一上台便赶袁，接着收兵权。
他看见了问题的一半。
袁世凯的确已经尾大不掉，北洋军也确实需要重新纳入中央。可载沣想出的办法仍是最传统的办法：把人换掉，把职位交给皇族，以为职位换了，权力也就回来了。
晚清很多失败都和这种思路有关。
朝廷知道旧军不行，就练新军；知道旧学不行，就办新学；知道官制有问题，就改官名；知道需要立宪，就设资政院、咨议局。每一样都在变，真正掌权的人对权力、政治和社会的理解却未必跟着变。
新制度装进旧脑袋，最后常常走样。
八、答案从未汇到一处
还有一些人的警告，更像是提前写下的判词。
郭嵩焘告诉大清，西方的力量比枪炮深得多；薛福成走过欧洲以后，看见工商、教育和政治制度彼此相连；赫德提醒清廷，外交问题背后有内政问题；威妥玛劝中国真正走出去了解世界；张之洞告诉载沣，民意不能靠军队压住。
这些人身份不同，立场不同，目的也不同。
有的是大清官员，有的是外国外交官，有的是海关总税务司；有人忠君，有人代表英国利益。把他们凑在一起，并不是要证明他们都正确。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从不同方向摸到了同一个问题。
大清面对的已经不是多买几艘军舰、多练几支新军就能解决的危机。财政、军事、教育、外交、地方权力、社会舆论，一处牵着一处。朝廷每次只修眼前最破的一块，新的裂缝已经出现在别处。
晚清最令人叹息的地方，也许正在这里。
并非没人看见。
郭嵩焘看见了，被骂；薛福成看见了，力量有限；赫德说了，朝廷半信半疑；张之洞看见了，已经垂老；等到载沣真正坐到最高权力的位置，他看见北洋军的问题，却依然相信“有兵在”。
问题散在许多人眼前。
答案却从未真正汇到朝廷手里。
等到所有人都知道大清非改不可的时候，需要改的已经太多。
剩下的时间，又太少。
本篇重“判断”。另一篇《影响晚清国运的人》重“行动”，写那些真正改变了大清走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