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开篇的1945年4月，余则成化名劳文池到南京，进入汪伪政权的政保总署电讯处。带他进门的周佛海，是这个政权里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的人物；余则成在饭桌上说起「汪先生生前」，因为汪精卫已在半年前病逝。剧中这个南京政权只是背景，它此时已进入最后几个月。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宣布「国民政府还都」。新政权沿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名称，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只在旗的上方加了一条黄色三角飘带，上写「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从这一天起，中国有了两个自称「国民政府」的政权：一个在重庆，一个在南京。

汪精卫

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精卫」是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他生于广东三水，祖籍浙江山阴，1904年以官费留学日本法政大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与梁启超等人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

1910年，汪精卫与黄复生等人在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他在狱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诗句传诵一时。清廷没有杀他，武昌起义后他获释出狱。

民国成立后，汪精卫长期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遗嘱由汪精卫笔录。同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任主席。此后十多年里，他与蒋介石时而合作、时而对立，宁汉分合、扩大会议都有他的身影。1932年起，他任行政院长，主持对日交涉。1935年11月，他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合影时遭记者孙凤鸣枪击，背部中弹，一颗子弹留在体内，多年未能取出，后来成为他健康恶化的根源。1938年，国民党设总裁、副总裁，蒋介石任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

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对战争前途十分悲观，主张寻求与日本议和。1938年12月，他离开重庆，经昆明到河内，发表响应日本近卫声明的「艳电」。1939年3月，军统在河内行刺，误杀了他的亲信曾仲鸣。此后汪精卫一行到上海，在日本梅机关的主持下筹组新政权。这段经过，本系列《梅机关与日本在华特务网》一文已有介绍。

「还都」

「还都」两个字，是新政权的核心说辞：它自称是1937年撤离南京的国民政府回到首都，把重庆的政府说成流亡的一方。新政权也沿用国民党的党名、孙中山的遗教和五院制度，以此标榜自己是正统。

还都之初，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并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主席名义上仍保留给重庆的林森，意在给重庆方面「回归」留下余地。1940年11月，日本与汪精卫政权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正式承认这个政权，汪精卫随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条约和附属文件规定日本在华北、蒙疆驻兵，在经济上享有大量特权。旗上的黄色飘带，1943年2月起才取消。

新政权的五院院长，立法院长是陈公博，司法院长是温宗尧，监察院长是梁鸿志，考试院长是王揖唐。行政院方面，褚民谊任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周佛海任财政部长并掌管警政，林柏生主持宣传。这套班子由几部分人组成：汪精卫一派的国民党人，原先由日本扶植的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温宗尧等人，以及北平「临时政府」系统的北洋旧人。临时政府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归南京管辖，实际上自成一体。

处境

汪精卫政权名义上统辖华东、华中的大片地区，实际能够掌控的地盘和事务都十分有限。

日本在南京派驻大使，阿部信行、本多熊太郎、重光葵、谷正之先后担任此职，各部门还配有日本顾问。军事上，日军在占领区驻有大军，汪伪政权的军队由收编的杂牌部队、地方武装和投敌的国民党军组成，装备、补给和调动都受日军节制。经济上，重要的交通、矿产、工业企业多由日本控制的公司经营。

1941年起，汪伪政权配合日军在江苏、浙江等地推行「清乡」，由李士群主持的清乡委员会负责。清乡以封锁、编查保甲、搜捕抗日人员为主要手段，目标是新四军和各地的抗日武装，许多地方的百姓深受其害。

1941年1月，汪伪政权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1942年，它以两元法币兑换一元中储券的比价，在华中、华东强制收兑法币，大量物资和财富由此落入日伪手中。战争后期中储券滥发，物价暴涨，沦陷区百姓的积蓄大多化为乌有。

汪伪政权在国际上也没有得到它期待的地位。除日本之外，承认它的只有德国、意大利和一些依附轴心国的政权。1943年1月，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日本则把在华租界交还给它，这些举动也没能改变它依附日本的实质。

结局

1944年3月，汪精卫因旧伤引起的病症恶化，被送往日本名古屋治疗，11月10日病逝，死因一般认为是多发性骨髓瘤。他的遗体运回南京，葬在中山陵附近的梅花山。一份据称是他临终口述的《最后之心情》，后来在海外流传，其真伪至今有争议。陈公博继任代理主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6日，陈公博召集会议，宣布解散南京国民政府。1946年1月，国民政府派工兵炸开汪精卫在梅花山的坟墓，把遗体焚毁，墓址后来建了一座亭子。

1945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各地高等法院陆续开庭审理汉奸案件。汪伪政权的要员大多受到审判：陈公博逃往日本，被引渡回国，1946年6月在苏州被处决；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等人在1946年先后被处决；王揖唐1948年被处决；温宗尧被判无期徒刑；丁默村1947年在南京被处决。周佛海战时暗中与军统联络，战后被判死刑，蒋介石下令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缪斌1946年5月在苏州被处决，是第一个被处决的汉奸要员。

战后的汉奸审判也有不少争议。沦陷区生活着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其中许多人在汪伪政权的机关、学校、邮局、银行里工作，他们与政权要员的责任显然不同，审判中如何区分，各地的做法并不一致。一些要员凭借战时与重庆的秘密联系，或者在日本投降前后「反正」，得以减刑或免于追究；也有人因为与接收人员的关系而受到不同的对待。这些情况在当时的报刊上引起过不少批评。

《潜伏》第一集，吕宗方在南京的车里对余则成说起周佛海：「帮军统做事，就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汉奸现在是最愿意为党国效劳了。」这话说在1945年4月，离汪精卫政权解散只剩四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