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第十九集，天津城外的炮声一天比一天近。李涯在澡堂的休息间里招募人手，对方问编制算在哪里，李涯说：「不，算在国防部，国防部专门成立了派遣行动处，不对外宣布，天津部分的人员有我来定。」不久，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廖三民奉命督察四部新式电台和一批手枪的去向，被李涯顶了回去：「我希望你告诉你的上级，不要插手与黄雀行动有关的事务。」

余则成从廖三民那里第一次听到这个代号。他说：「几十把手枪能顶什么用，还有四架电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不出意外，我想应该是一个潜伏计划，为战败做准备的。」

此后的剧情围绕一份名单展开。余则成以吴敬中的名义给毛人凤发报，建议为黄雀行动预先指定第二领导人，想借机接触名单，吴敬中不肯让他留下。廖三民与李涯先后死去之后，余则成拿到的是一份五百人的大名单，他判断这是李涯留给中共的「迷魂阵」，真正的潜伏人员只有一百人左右，精确名单在南京。

历史上的潜伏布置

「黄雀行动」和「国防部派遣行动处」都是编剧的设计，公开的档案里没有这两个名称。剧情所依据的历史现象是真实的：1948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和徐州一带接连失利，保密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在即将失守的城市里布置潜伏人员，配发电台、武器和经费，准备在政权更替后继续搜集情报、伺机破坏。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被歼。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后，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等城市在1949年内先后易手。国民党情报机构在撤退过程中，一面转移档案和人员，一面在各地留下潜伏组织和秘密电台。重庆解放前夕，保密局在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集中杀害了大批关押的政治犯，这是撤退阶段最惨烈的一幕。

潜伏人员的来源各不相同。有的是情报机构的在编特工，有的是地方警察、帮会成员、旧军人，也有临时招募、经过短期训练的人员。各地配备的报务员和电台，是潜伏组织与台湾联系的主要通道，也是最容易暴露的环节：无线电信号可以被测向定位，一部电台被查获，往往牵连整个组织。

剧中吴敬中对余则成说过一段话，道出了留守者的处境：「打个冷枪，发个电报，偷点情报，打探点小道消息，等国军光复，你真以为能回得来吗？」

城市接管与清查

中共对接管大城市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平津战役之前，华北方面已着手研究天津、北平的机关、工厂、银行和警察系统，城内的地下党组织也搜集了大量国民党机构人员的情况。天津解放后，军事管制委员会迅速接管各机关，要求旧政权人员登记，公安部门着手清查潜伏特务和秘密电台。

此后几年，各大城市陆续破获了多起潜伏特务案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方面加紧派遣和联络潜伏人员，大陆随即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底至1951年间达到高潮。大部分潜伏组织在这一时期被破获，成员或被处决，或被判刑，也有一部分人向公安机关自首登记，得到从宽处理。

保密局的一些中高级人员没有来得及撤走。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1949年12月在昆明被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此后作为战犯关押，1960年获特赦，后来写下《我这三十年》等回忆录，记述军统和保密局的内部情况。他的回忆是今天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中的具体数字和细节，研究者引用时通常与其他材料相互核对。

剧中的结局

《潜伏》没有交代黄雀行动的最终下落。第二十集，鲍特派员从南京拿到了精确名单，准备回天津领导这支队伍；毛人凤否决了余则成出任领导人，吴敬中在电话里对毛人凤说：「我认为余则成不合适这项任务，天津认识他的人多，仇人也多，潜伏是个长期的任务，还是生人来更合适。」挂上电话，他吩咐家佣：「别打扫了，去，把我的东西也收拾一下。」

余则成随吴敬中登上飞往台湾的飞机。他留在天津的任务没有完成，到台湾以后，新的任务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