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第二集，余则成在南京郊外的农舍里养伤，帖老板带着「做生意的」董先生来看他。余则成说自己不想再为军统做事，想去延安：「我在军统八年，参加的时候以为军统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抗战，现在我很失望，军统跟日本人之间很不干净，他们在密谈，代表叫缪斌，去过日本，见过天皇。」

这场戏的时间在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前夕。台词里的缪斌确有其人，他在当年3月到过东京，这件事在日本被称为「缪斌工作」。他是否见过天皇，没有可靠记载；可以确定的是，天皇过问过这件事，而且持否定态度。

缪斌其人

缪斌，江苏无锡人，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科，1920年代投身国民党，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北伐时期在东路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国民党统一全国后，他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一度出任江苏省民政厅长，1930年前后因贪污案被免职，此后在政治上失意。

全面抗战爆发后，缪斌投靠日本。他先在北平参与组织日方扶植的「新民会」，任副会长，宣传一套称为「新民主义」的理论。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缪斌转到南京，先后任立法院副院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这些职位地位高而实权有限，缪斌在汪伪政权内部并不得志，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关系也不融洽。

缪斌与日本政界的一部分人物保持往来，其中包括后来出任首相的小矶国昭。他同时声称与重庆方面有联系。战时沦陷区许多汪伪官员都设法和重庆接上关系，为自己留退路，军统也有意利用这些渠道搜集情报。缪斌通过电台与军统方面有过接触，这一点多有记载；至于他是否得到重庆授权与日方谈和，始终没有证据。

1945年3月的东京之行

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小矶国昭组阁。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小矶希望通过与重庆单独议和，把在中国的兵力抽调出来。1945年3月中旬，缪斌应小矶之邀飞抵东京。

缪斌带去的方案大致是：日本从中国撤军，南京汪伪政府解散，另设临时机构维持秩序，然后把政权移交重庆，以此为条件实现中日停战。他自称能够代表重庆方面传话。

小矶国昭和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支持这项工作，外务大臣重光葵、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则坚决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缪斌的身份可疑，拿不出重庆授权的任何凭证；日本政府承认的是南京汪伪政权，由日本出面解散自己扶植的政府，在外交上难以交代；日本如与重庆单独议和，还需考虑与德国等轴心国的关系。重光葵认为缪斌不过是一个想为自己谋出路的投机者。

天皇就此事询问了几位阁僚，得知外务、陆军、海军三大臣都反对后，明确表示不赞成，要求小矶停止这项工作。缪斌在东京逗留约一个月，4月初无功而返。4月5日，小矶内阁总辞职，「缪斌工作」受阻是小矶下台的原因之一。接任首相的是铃木贯太郎。

战后审判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收南京，缪斌随即被捕。他在受审时辩称，自己赴日是为了促成日本撤军，并且与重庆方面有联系，要求有关人员出庭作证。法庭没有采纳他的辩解。1946年3月，戴笠在南京附近坠机身亡，缪斌所说的联系人中最重要的一位已不在人世。

江苏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缪斌死刑。1946年5月21日，缪斌在苏州被执行枪决，是战后第一个被处决的汪伪高级官员。此后，陈公博于同年6月在苏州伏法，周佛海被判死刑后获特赦改为无期徒刑，梁鸿志、丁默村等人也先后被处决。

缪斌案审结得很快，从被捕到执行不到一年。一些研究者认为，国民政府急于结案，与缪斌可能牵涉战时重庆与日方秘密接触的敏感内容有关。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缺少直接证据。

战时的秘密接触

缪斌使日在抗战时期并不孤立。全面抗战的八年里，中日双方之间有过多次秘密接触：1937年底至1938年初的陶德曼调停，1940年的「桐工作」（日方与一位自称宋子良的人在香港秘密会谈，后来证明对方身份是军统安排的），以及各种通过商人、汉奸、第三国人士传递的试探。这些接触大多没有结果，许多细节至今仍有争议。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谈，此后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三国将坚持对日作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这一框架下，中国与日本单独议和的余地已经很小。缪斌带去的方案，与同盟国的立场相冲突，也超出了他自己的身份所能承担的范围。

《潜伏》里，余则成把缪斌当作军统「不干净」的证据说给董先生听。董先生听完没有接这个话题，只问他：「就算你为了左蓝愿意为我们工作，你想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