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人物很多。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哪些人改变了大清原来的走向。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李鸿章办洋务、理外交，慈禧掌权近半个世纪，张之洞办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经营北洋，康有为、梁启超鼓吹变法，孙中山奔走革命。若把这些人逐一列出来，几乎可以写成一部晚清人物志。
所谓影响国运，未必一定建立过丰功伟绩。有些人挽救了清朝，却留下了更深的后患；有些人一心求强，办出来的新事业后来反过来冲击旧秩序；还有人本来只想改革朝廷，最后却帮着社会走出了朝廷。晚清的命运，就在这些人的作为之间慢慢转了方向。
一、曾国藩
第一个绕不过去的人，是曾国藩。
如果没有曾国藩，清朝很可能活不到辛亥年。
太平天国起事以后，八旗、绿营早已难堪大用。朝廷没有办法，只能允许地方自行募勇。曾国藩以湖南士绅和地方社会为基础，练成湘军。湘军不同于传统经制兵。士兵由将领招募，军官层层提拔，饷械多靠地方筹措，将领和士兵之间又带有很强的私人关系。曾国藩靠这样一支军队攻下天京，替大清续了几十年的命。
代价也随之而来。
从前军权大体掌握在中央。太平天国之后，真正能打仗的军队开始集中在地方重臣手里。曾国藩之后有李鸿章的淮军，再往后有袁世凯的北洋军。军队越来越带有私人色彩，财政也跟着往地方移动。朝廷为了救急，允许地方自己招兵、自己筹钱、自己办军务。乱事平定以后，这些权力再也没有完整收回来。
曾国藩本人对此十分警惕。攻下天京之后，他主动裁撤湘军，既不愿拥兵自重，也怕朝廷猜忌。他知道这条路走远了会出问题。可一个人的谨慎挡不住已经发生的变化。晚清地方督抚权力坐大，军权、财权、人事权逐渐下移，辛亥年各省能够迅速脱离中央，也与这几十年的积累分不开。
曾国藩救了大清，又悄悄改变了大清。
二、李鸿章
李鸿章接过了下一棒。
晚清人物中，李鸿章大概是挨骂最多的一个。甲午战败骂他，签《马关条约》骂他，庚子以后签《辛丑条约》还骂他。晚清许多屈辱条约上都有他的名字，后人很容易把失败压到他一人身上。
李鸿章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他较早看见西方的强大从何而来。
坚船利炮只是表面。军舰后面有船厂，军队后面有军械，贸易离不开轮船，通信离不开电报，矿山、铁路、银行、外语人才又彼此相连。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电报、矿务、北洋海军，背后都能看到李鸿章的影子。他已经意识到，西方的强大是一整套东西，不能只买几门炮回来。
问题也很清楚。李鸿章能办一个厂，改不了全国财政；能练一支军队，统一不了全国军制；可以买军舰，建不起长期维持海军的工业和预算制度；可以和外国公使谈判，却决定不了北京朝廷到底愿意改到哪一步。
甲午战争把这些问题一次暴露出来。
北洋水师并非一无是处，装备在早期也并不算差。日本完成了更完整的国家改造，军制、财政、教育、工业、交通可以互相支撑；中国仍然各省各办各的。北洋打的是国家战争，真正承担战争的却主要是李鸿章一套系统。朝廷催战，地方观望，南洋舰队几乎没有真正卷入。这样的国家去打一场现代战争，结局已经不难想见。
李鸿章晚年常被后人比作裱糊匠。房子漏了，只能东补一块，西补一块。这个比喻未必每个字都可靠，用来形容他的处境却很贴切。他看见屋子有问题，却没有权力把屋子拆了重建。
三、慈禧
慈禧则掌握着这个权力。
从辛酉政变到庚子以后，慈禧实际控制最高权力近半个世纪。晚清几乎所有大事都绕不开她。把清朝灭亡全部归罪于慈禧当然过于简单；说她只是在时代洪流中被动应付，也说不过去。
慈禧很懂权力。
她能用曾国藩、李鸿章，也能用恭亲王；能让地方督抚办洋务，又始终提防这些人坐大；能支持某些改革，一旦改革触及宫廷权力，便立即收紧。晚清内忧外患如此频繁，大清还能维持几十年，她的政治手腕不可低估。
她最擅长维持局面，对改造国家却缺乏同样的兴趣和决心。
洋务可以办，只要不碰根本权力；新政可以推，只要皇权还在最上面。戊戌变法当然有许多仓促之处，康有为等人也有自己的问题，可政变之后的处理已经说明慈禧的底线。改革一旦触到权力重新分配，事情便很难再往下走。
庚子以后，慈禧反而大规模推行新政。废科举、练新军、办学堂、改官制、议立宪，许多戊戌年间没有真正做到的事情，都在她最后几年做了。可时间已经不同。甲午之后尚有较大的改革余地，庚子以后朝廷声望大跌，社会要求也越来越高。清廷每向前走一步，人们便会追问为什么不能再走一步。
慈禧维持了大清很多年，也让许多改革错过了比较从容的时机。
四、张之洞
张之洞则属于另一类人物。
他是传统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又对新学、新军、工业极为热心。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自强学堂、两湖书院、湖北新军，都留下他的痕迹。后人常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概括张之洞，多少有些简单。张之洞走得其实已经很远。他知道中国不能只买机器，还要办教育、练新军、改行政。
问题出在，旧的政治秩序能不能容纳这些新东西。
科举废了，旧士人的道路断了；新学堂办起来，一批新的知识人出现；新军文化程度提高，思想也比旧军活跃。张之洞苦心经营湖北，本想替朝廷造出一支能打仗的新军。几年以后，武昌起义偏偏从湖北新军中爆发。
历史有时颇有讽刺意味。
张之洞一生维护纲常名教，又亲手办学堂、派学生留学。新的一代读了新的书，见了新的世界，对旧纲常的敬畏已经大不相同。他经营的新政救不了旧制度，反倒替新社会准备了一部分人。
张之洞晚年已经看到了危险。载沣执政之后重用皇族亲贵，张之洞多次进谏。面对舆情可能激变的警告，载沣说出“有兵在”。张之洞退而感叹：“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老臣已经知道问题走到了哪一步，摄政王还把军队名册当成天下安稳的凭据。
五、袁世凯
袁世凯则真正把晚清军权的问题推到了最后。
小站练兵以后，北洋军成为清末最强的一支新式军队。袁世凯懂得，军队的关键不只在枪械和操练，更在人。谁提拔军官，谁安排职位，谁掌握饷械，谁就更容易获得军队的忠诚。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北洋骨干，都和袁世凯有极深的关系。
光绪、慈禧相继去世，载沣一上台便想除掉袁世凯，最后令他开缺回籍。朝廷大概以为袁世凯走了，北洋军自然归回中央。
三年以后，武昌起义爆发，北京才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最能打仗的军队，仍然需要袁世凯回来才能调动。一个王朝到了生死关头，要请自己赶走的大臣回来掌兵，皇权到底还能控制多少军队，已经不必多说。
袁世凯随后一面与南方作战，一面和革命党谈判，最后又逼清帝退位。大清没有被革命军一路打进北京，它最后交出政权，经手的人偏偏是重新请回来的袁世凯。
袁世凯没有制造晚清所有问题。他只是把几十年来军权、人事和地方力量逐步脱离皇权的结果集中到了自己手里。
六、孙中山
再往另一边看，不能不说孙中山。
从军事力量看，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并不强。多次起义失败，同盟会内部也有矛盾。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还在海外。若把清朝灭亡写成孙中山率军推翻北京，离事实很远。
他的影响落在另一个地方。
晚清早期的士大夫，不管主张洋务还是变法，大多还在想怎样救大清。康有为谈变法，张之洞谈新政，立宪派要求开国会，他们争论的是清朝该怎么变。
孙中山提出的问题更彻底：大清为什么一定要继续存在？
这个问题一旦摆到桌面上，政治空间便完全改变。
甲午以后，戊戌以后，庚子以后，越来越多青年开始接受革命。留日学生、新军士兵、会党、海外华侨之间出现新的政治网络。反清、民族主义、共和制渐渐连在一起。朝廷过去面对造反，可以把对手叫作“贼”。到了清末，革命党已经能够提出一套关于国家未来的政治主张。
七、康有为与梁启超
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省略。
戊戌失败以后，康梁和革命党走上不同道路。康有为坚持保皇，梁启超的思想则多次变化。他们的真正影响，未必只在百日维新。报刊、学会、新式学校和大量新名词，把一种新的政治语言带进了中国。国民、权利、宪法、议会、民族、国家，这些词渐渐进入公共讨论。
语言一变，许多从前无需解释的事情都要重新解释。
皇帝为什么可以拥有那么大的权力？皇族为什么能够占据重要职位？百姓为什么只能受官府治理，却没有参与政治的资格？军队究竟属于皇帝，还是属于国家？
道光年间很少有人公开问这些问题。宣统年间已经无法回避。
八、许多人都想救国
回头看晚清，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曾国藩替清朝平定内乱，却使地方军事力量壮大；李鸿章引进现代工业和军制，又暴露旧制度难以承载新事物；慈禧维持住几十年的局面，又把很多改革拖到太晚；张之洞办新政、练新军，培养出来的力量后来冲击旧秩序；袁世凯把新军变成自己的政治资本；康梁改变了士人的语言；孙中山则把共和变成一个现实选择。
他们彼此并不同路，有些人甚至互相敌视。
可他们共同把大清推向了一个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地方。
到了宣统年间，铁路有了，电报有了，新军有了，大学堂有了，各省也有了咨议局，报纸上天天谈宪政。大清看起来比道光年间现代得多。
问题也随之来了。
这个越来越像现代国家的大清，已经越来越难按照旧大清的办法继续统治。
许多人都想救国。
救着救着，大清没有了。
本篇重“行动”。另一篇《看见大清病根的人》重“判断”，写那些提前看出问题、留下警告，却未能改变大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