篝火节
每年十一月五日晚上，英国各地要点篝火、放烟花，孩子们抬着一个草扎的人偶游街，最后把它扔进火里。人偶叫盖伊，纪念的是一六〇五年的火药阴谋：一伙天主教徒在议会大厦地窖里堆了几十桶火药，打算连国王带议员一锅端，看守地窖的盖伊·福克斯在点火前几个小时被抓。四百多年过去，阴谋的细节没多少人记得，烧人偶的习俗倒传了下来，成了一个热闹的家庭节日。
一场教派仇杀的记忆，风化成孩子们的烟花。这条风化的路走了几百年，起点血迹斑斑。今天的人把信仰自由当空气，这一章要讲的是：这口空气当初不是谁发善心给的。
国王的婚事
英国宗教改革的开场说来难堪，动机不是神学，是继承人。一五三四年，亨利八世为了离婚另娶，同罗马决裂，议会立法宣布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元首。跟着来的是一场大没收：几百座修道院被解散，土地和金银收归王室，再转卖给乡绅。宗教改革在德意志是教义之争，在英格兰首先是一场产权的重新洗牌——买了修道院田产的人家，从此在利益上就回不去罗马了。
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国教在两个方向之间来回翻烙饼。爱德华六世朝新教猛拐，玛丽一世上台又拐回罗马，五年里烧死近三百名新教徒，史密斯菲尔德的火刑柱给她挣来血腥玛丽的名号；伊丽莎白一世再拐回来，轮到天主教士上绞架。每一次转向，前朝的正统变成新朝的异端，昨天的审判官今天上刑场。几十年折腾下来，英格兰人对一件事有了切身体会：把信仰交给权力裁决，谁都别想睡安稳觉。
谁也灭不了谁
十七世纪把这个体会又淬了一遍火。内战里宗教和政治拧在一起，清教徒砍了国王的头，自己内部又裂成长老会、独立派、贵格会、浮嚣派，一地教派。克伦威尔的军队里，士兵们捧着《圣经》各讲各的道理。王政复辟后国教会反攻倒算，不从国教者被赶出公职、赶出大学，聚会要冒坐牢的风险。班扬在贝德福德的监狱里一关十几年，《天路历程》就是狱中写的。
高压试了，殉道试了，流放试了，几十年下来清点战果：不从国教者没有被压绝，天主教徒没有被烧绝，国教会也没有被推翻。谁也灭不了谁，人人筋疲力尽。一六八九年的《宽容法》就是在这种疲惫里通过的，条文毫不慷慨：不从国教的新教徒可以有自己的礼拜堂，但要登记；公职照样不给；天主教徒和不信神的人，连这点份额都没有。它不是自由的宣言，是一纸停战协定。
同一年，洛克发表《论宽容的书信》，把停战协定升格成道理：国家的职权是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灵魂的事它管不了也不该管；强迫改信只能造出伪信者。道理写得漂亮，可它能被听进去，是因为战场上先打出了僵局。思想自由的起点不是人心变宽，是刀剑变钝——这句话不好听，比好听的版本更接近事实。
慢慢松绑
停战协定还有一份意外的红利。一六九五年，管制印刷的许可法到期，议会因为党派缠斗和对审查官的普遍厌烦，干脆没有续期——不是谁高举了出版自由的旗帜，是一部恶法自己过了期，没人愿意接手。事先审查从此在英格兰消失，报纸、小册子、咖啡馆的论战喷涌而出，伦敦成了欧洲的印刷所，伏尔泰们后来专程来这里出禁书。言论自由的诞生同宽容一样不体面：先是管不过来，后是懒得再管，最后才有人补写了道理。
被挡在国教门外的人，也在门外攒出了自己的家当。不从国教者进不了牛津剑桥，就自己办学院，课程绕开神学经院那一套，教数学、教实验、教簿记；他们的子弟进不了官场，就去经商办厂。第六章写过的工业家和第十二章的合作社先驱里，贵格会、卫理公会的名字出现的密度远超人口比例。排斥制造了一个憋着劲的群体，这笔账，国教会当初没有算到。
宽容的正式还债走得像蜗牛。天主教徒等到一八二九年才能进议会，考验的契机是爱尔兰的选票；犹太人罗斯柴尔德一八四七年当选议员，因为宣誓词里有一句按基督徒的真信仰，愣是被挡在门外十一年，直到议会改了誓词。大学的门、法官的席位、军官的委任状，一道道门槛拆下来，每一道都吵过、拖过、反复过。宽容从停战协定慢慢长成原则，长到今天：英国的国教会还在，国王加冕还要坐在教堂里，可是没有人因为不去教堂损失一份工作。一条街上，圣公会的尖顶、清真寺的圆顶、印度教的神庙各开各的门。
回头看这条路，最结实的一级台阶还是最初那级不情愿的：承认对方消灭不了。宽容这种品质，社会学会它的方式同个人不一样——个人靠修养，社会靠僵局。先有共存的事实，再有共存的美德。
教派的火退了，另一种权威的地盘也开始松动。教条管不住人心之后，谁来裁决什么是真的？十七世纪的伦敦给出了一个新答案：谁做实验谁说话。下一章去皇家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