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窗人

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城镇的清晨，天不亮就有人扛着一根长竹竿走街串巷，拿竿头笃笃地敲二楼的窗玻璃，敲到里面的人应声才走。也有人不用竿子，含一根吹管，把干豌豆噗噗地射在玻璃上。这是一份正经职业，叫敲窗人，雇主是必须准点进厂的工人，一周几个便士，包敲到醒。闹钟普及之前，这份职业养活了不少人，在兰开夏的一些街区一直干到二十世纪中叶。老照片里能看到他们的样子：一根竿子比两层楼还高，人仰着头，像在给整条街对表。

一个细节最能说明问题：需要花钱雇人把自己敲醒的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是新东西。农夫也起早，但他跟着天光和节气走，活儿是一件一件的，不是一分钟一分钟的。把人生切成分钟出售，是工厂的发明。

圣星期一

工业化之前的劳动自有它的节律。历史学家汤普森研究过这种前工业的时间感：忙时拼命，闲时散漫，干活看任务不看钟点。手工匠人里流行一个只存在于口头的节日，叫圣星期一——周末喝多了，星期一顺理成章歇着，星期二慢慢进入状态，周四周五熬夜赶工把活儿补回来。雇主抱怨了几百年，改不动。那时的时间是松的，人支配活儿，活儿不支配人。

教堂的钟声管祈祷，集市的日子管买卖，一年的大节管婚丧，这套时间制度用了上千年。它的单位是天、季、年，最小刻度到不了小时，更到不了分钟。

汽笛响了

工厂把这套时间制度碾了过去。机器一开就不能停，停一小时就是白花花的煤和折旧；几百人围着一台水轮或蒸汽机干活，一个人迟到，一道工序空转。于是厂门按钟点开关，迟到罚款，早退罚款，擅离岗位罚款。留存下来的厂规读着像军法：开窗要罚，吹口哨要罚，同伴交谈要罚，罚金从工资里扣。厂里唯一权威的钟挂在老板墙上，有的厂子索性不许工人带表进门，时间只能听厂里的；有些厂主拨快早晨的钟、拨慢傍晚的钟，工人管这叫偷时间——偷的是他们按分钟卖出去的东西。汽笛声划分昼夜，一天两班或者三班，人的睡眠第一次跟着机器排班。

进厂的还有孩子。纺织机需要小个子钻进机器底下接断线，矿井需要瘦小的身体拖煤筐，九岁十岁的童工站十二个小时是平常事。一八三三年的《工厂法》第一次动真格：九岁以下禁止进纺织厂，童工每天不得超过规定时数，更要紧的是设立了专职的工厂视察员——法律头一回雇人盯着钟表替儿童数钟点。一八四七年《十小时法》把妇女和少年的工时压到十小时。工时立法一寸一寸往前拱，每一寸都吵翻天，厂主的说法是最后一小时里藏着全部利润，经济学家里也有人替这话背书。

全国对表

工厂在城镇里统一了钟点，铁路把统一推向全国。各地原本按本地日照各过各的时间，布里斯托尔比伦敦慢十分钟，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便——马车时代差这几分钟无所谓。火车时刻表不答应：一条线上几十个站，各用各的时间，非撞车不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各铁路公司陆续改用伦敦时间，车站的钟先统一，市政厅的钟跟着调，一八八〇年议会立法，格林尼治时间成为全国法定时间。

时间本身成了商品。格林尼治天文台楼顶的报时球每天下午一点准时落下，泰晤士河上的船长们举着望远镜对表。有一位贝尔维尔小姐做了一辈子卖时间的生意：每周去天文台把怀表校准，再挨家挨户送到订户的钟表行，收一份订费，这门生意做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歇业。今天全世界的手机自动对时，源头是火车时刻表和这只怀表的需要。

时间从此有了工业制式：准点、时刻表、时区、班次。守时从美德变成默认，迟到从小事变成违约。

周末的发明

被钟表圈住的人，反过来同钟表讨价还价。工时立法压出了下班这个概念——下班之前的时间是卖掉的，之后的时间才是自己的，这条界线越清楚，界线外的生活越成形。十九世纪中叶起，星期六下午逐渐放假，圣星期一被周末取代；有了整块的闲暇，才有了职业足球联赛的看台、海滨度假的火车票和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英格兰的足球联赛把开球时间定在星期六下午三点，定的就是工人下了半天班、吃顿饭正好赶到球场的钟点，这个传统一直守到今天。八小时的口号喊了几十年：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归自己——把一天切成三份来主张权利，这种论法本身就是钟表时代的产物，圣星期一的手工匠人听不懂它。

今天的人不必被竹竿敲醒了，手机接管了敲窗人的活计，顺带把厂门口的钟装进了每个人的口袋。远程办公、随时在线，上班和下班的界线又模糊起来，为这条界线的争吵换了个战场接着打。按分钟出卖人生的制度没有退场，只是换了计价方式。

工厂发明了工业的时间，还发明了一样更抽象的东西——雇你的那个东西不是人。它没有身体，没有寿命，签合同、打官司、发工资都用它的名字。下一章说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