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德贺街的地址
伦敦金融城利德贺街上，如今立着劳合社那座把管道全挂在外墙的现代建筑。同一块地上从前是另一座房子：东印度大楼，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这家公司一六〇〇年最后一天拿到伊丽莎白一世的特许状，两个半世纪里从一间香料贸易商行长成统治印度的庞然大物，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铸币、自己的外交，一八五八年被议会收权，一八七四年正式注销。清算完毕，大楼拆掉，地皮换了主人。
一家公司活了二百七十四年。它熬死了十几位英王，熬过了内战、瘟疫、大火和革命，创办它的商人和续办它的历代董事早已进了坟墓，它自己以同一个名字一路活着——签约、借债、打官司，都用它的名字。这种能比任何自然人都活得久的东西，法律上叫法人。现代社会的一个底层事实是：你的雇主、你的房东、你的银行、给你送快递和发工资的，多半都不是人，是这种东西。它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
不死之身
法人的胚胎在中世纪的教会里。一座修道院、一个主教座堂，地产和权利属于机构本身，不属于哪一任院长；院长换了，机构还在，财产不动。法律上这叫永久之手——攥住的东西不撒手，因为手的主人不会死。国王们很早就警觉这只手：土地进了教会就永远出不来，封建义务跟着落空，于是立法限制向不死之身转让土地。市镇、行会、大学也陆续拿到类似的身份，牛津剑桥的学院至今还是几百年前那几个法人。
把不死之身用到生意上，是十六、十七世纪的新玩法。远洋贸易一趟要几年，风险大到没有哪个家族独力承担得起，于是凑股：许多人各出一份钱，凑成一笔共同资本，公司以自己的名义置船置货，盈亏按股份摊。东印度公司起初一趟航程一结算，后来改成常设资本，股份可以转让——你不想干了，不必拆伙，把股份卖给别人就是。资本从此可以聚沙成塔，事业从此可以超过任何个人的寿命和胆量。
泡沫与枷锁
好东西很快玩脱了手。一七二〇年，承接国债的南海公司股价半年里翻了八倍，全伦敦跟着疯抢，皮包公司雨后春笋——章程里写着"经营一项极有利益之事业，内容暂不便奉告"的公司都有人抢购。年底泡沫炸裂，倾家荡产者遍地，牛顿也赔了一大笔，留下一句流传很广的叹息：我能算出天体的运行，算不出人群的疯狂。议会震怒之下通过《泡沫法》，此后一百多年，没有王室特许或议会法案，不得随意成立股份公司。
这道枷锁的讽刺之处在于，它锁住英国的年代恰好是工业革命的年代。第六章写过的纱厂和铁厂，多数是合伙制：几个人凑钱，人人对债务负无限责任，厂子亏了，合伙人的家产跟着赔进去。事业越做越大，无限责任越来越像悬在头上的剑，一次倒账就能把三代人的积蓄拖进去。
一便士的股东
十九世纪中叶，枷锁分两步拆掉。一八四四年，注册取代特许：办公司不必再求国王和议会，到登记处填表即可。一八五五年到五六年，有限责任写进法律：公司还不上债，股东最多赔光股本，家产无涉。公司名字后面从此挂上那个著名的后缀——Limited，有限。
有限二字，当时骂声一片。反对者说得并不糊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有限责任等于让股东把风险甩给债主，是给不负责任发执照。支持者的道理最后压倒了它：要让寡妇的积蓄、工匠的存款敢流进铁路和工厂，就不能要求每个出资人拿全部身家做抵押；风险有限，普通人才敢当股东，大事业才凑得到大资本。立法者当年的一句名言把逻辑说穿了：让最穷的人也能安全地持有一份股。资本市场从贵族俱乐部变成大众市场，门票就是这两个字。
债主们也没有吃亏太久，配套的规矩跟着长齐：公司账目要审计要公开，破产有清算程序，董事负信托义务。有限责任不是免责，是把责任切清楚——这一套切割手艺，同保险切割海难、清算所切割支票，是同一门功夫：把不可承受的整体风险，切成各方可以计算的份额。
法人的世界
拆掉枷锁之后的世界，就是我们住的这个。法人雇用法人，法人起诉法人，法人持有法人的股份。它的好处前面说尽了，麻烦也跟着长大：一个不死、无痛、以营利为章程的存在，力量大过血肉之躯，责任却比血肉之躯抽象——出了事，罚款由公司出，牢却没有人坐，这类争论从东印度公司一直吵到今天的科技巨头。给这种造物立规矩，是现代法律没有完工的工程。
回头看利德贺街那块地皮：特许公司在这里发家，帝国的账房在这里记账，如今保险辛迪加在同一个地址给全世界的风险定价。后面第十二章会写到合作社，那是对这种造物的另一种回答——法人也可以不姓资本。而法人同法人之间凭什么互相放心，钱凭什么敢隔着大洋走，下一章拆这套让承诺可信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