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坝在成都城南，是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这所大学1910年开办，最初由美国浸礼会、英国公谊会、加拿大英美会和美国美以美会四个差会联合创办，英国圣公会差会1918年加入。校园由英国的 Fred Rowntree and Sons 事务所经竞标设计，中文文献多把 Fred Rowntree 译作荣杜易。买下的是城南一百多英亩农田，规划时要迁走大批坟冢，还要避开灌溉渠。行政楼怀德堂1919年建成，钟楼1926年完工，由纽约的 J. Ackerman Coles 捐建。[1][2]
抗战爆发后，华西协合大学是唯一没有迁校的教会大学。另外四所教会大学先后来到这里：从南京来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济南来的齐鲁大学，以及1942年在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抗战初期，中央大学医学院也在华西坝。人们把这几所学校合称「五大学」，英文叫 Big Five。[3][4]
迁来
1937年8月20日，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写信给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询问遇到紧急情况能否合作，成都方面回复欢迎金陵大学的师生前来。11月16日，陈裕光再次致函，说继续留在南京已不明智。金陵大学租用一家英国公司的轮船，分三批把师生、家属和部分设备运到汉口，再经重庆到成都，1938年3月1日借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开学，又在坝上搭了临时房屋作教室和宿舍。[3][5]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7年起分设上海、武昌、成都三处，成都一处起初只有三名女生和一名教员，校长吴贻芳称之为「胚胎学校」。1937年12月3日，吴贻芳带着十三名教职员和二十五名学生从南京下关乘船撤离，此后全校在1938年陆续迁到华西坝。[3][6]
齐鲁大学是在华西协合大学答应接收其医学院三个高年级班和教师之后，才决定迁往成都的。济南只保留了医院，图书仪器先运上海，再经香港、越南、昆明运到成都。齐鲁在坝上临时加盖了一座马蹄形房屋，一边是文学院教室，一边是男生寝室，理学院借用华大的教室和设备。[3][7]
燕京大学来得最晚。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封闭北平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被捕。1942年2月8日，校董会在重庆开会，决定在后方复校，由梅贻宝主持筹备。燕京到成都时华西坝已经住满，只好以每月两千元租下美以美会的华美女子中学和启华小学作校舍，成都文庙借作男生宿舍，实验室、仪器和图书仍靠华大提供。教育部拨了专款七万元。1942年10月，成都燕京大学开学，梅贻宝任代理校长。复校时的情形，用当时的话说，是「没有校园，没有校舍，甚至没有一本书或一个试管」。[3][8]
分校而合办
五所学校各有校长，各自保留建制和学位要求。校长每周开一次联席会议，教务长每月开一次会，地点有时在怀德堂，有时在钟楼西边张凌高的住宅。联席会议上常见的五个人，是燕京的教务长马鉴（代表梅贻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吴贻芳、金陵大学的陈裕光、华西协合大学的张凌高和齐鲁大学的汤吉禾。院系、训导也各有联席会议。1942年上半年华大校董会的年会报告说，四校校长每周至少例会一次，「虽分四校，实则合作为一」。[4][3]
课程统一排课，分校开课，学生可以跨校选课，各校承认学分，不另收费。1944年冬，华大统计过一次：外校学生选华大课程的，齐鲁有一百八十四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八十九人；华大学生选外校课程的，选金大的一百零六人，选齐鲁的七十六人，选金女院的四十八人。招生由联合招生委员会统一定简章和试题，各校必要时也可以另招一次。1945年7月，五大学举行联合毕业典礼。[3][8]
校舍始终不够用。健身房改成阶梯教室，各校又租民房、道观和文庙。金陵大学的一部分男生宿舍在红瓦寺，离教学楼五六里路。华西坝附近有一条金陵横街，因金大、金女大的学生宿舍在这里而得名。[5][2]
学问
1941年1月17日，华大、金大、齐鲁三校的文化研究所开第一次联席会议，接受哈佛燕京学社的建议，成立联合出版委员会，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燕京加入，到1945年9月共出五卷六册，发表论文七十二篇。1942年11月19日，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发起的东西文化学社成立。华大博物馆1941年起由考古学家郑德坤主持，在战时办过成都灯影、古玉、佛教雕刻和唐卡等几次展览。[3][9]
燕京以客座名义请来一批学者，有陈寅恪、萧公权、徐中舒、李方桂、曾远荣、赵人隽、吴宓。梅贻宝说：「这些位大师肯在燕大讲学，不但燕大学生受益，学校生辉，即是成都文风，亦且为之一振。」陈寅恪1943年到成都燕大，1945年8月仍在成都，写了《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随后赴英国治疗眼疾。李方桂1944年从李庄迁来。钱穆1940年到成都，在北郊赖家花园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所1943年停办后转到华大任教，1946年7月离开成都。[3][8][10][11]
坝上的校园有洋楼大树，日子却未必舒适。叶圣陶来过，留下一句：「洋楼密树，似颇舒适，而臭虫作祟，夜不得安眠，大是苦事。」从昆明来的罗常培却说：「看惯了我们那茅茨不翦，蒿莱不除的校舍，来到此俨然有天上人间之感。」[5]
数字与客人
据《民国档案》刊载的研究，1938年到1945年，华大学生从五百多人增加到一千多人，金大从二百二十人增加到一千一百多人，齐鲁从八十多人增加到四百多人，金女院从五十多人增加到三百四十多人，燕京从初来时的二百四十五人增加到三百六十二人，五校学生合计三千多人，教职员从七十人增加到七百人。[3]
战时来华西坝的客人不少。1939年8月尼赫鲁参观华大，1942年10月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威尔基在华大广场演讲，由梅贻宝翻译，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坝上参观。1938年起，五大学每年合办一次运动会，一直办到抗战胜利。1939年初日机空袭成都，五大学学生组成了空袭救护队。[3][8]
散去
1945年8月15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和五大学校长在华西坝宴请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席间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此后各校陆续复员：金陵大学1946年春迁回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46年4月起分批返回，9月在南京复课；燕京在成都的师生1946年回到北平；齐鲁也在战后回到济南。1952年院系调整，五校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南大、南京师大、山东大学等校，华西协合大学几经改名，2000年并入四川大学。华西坝的怀德堂、钟楼等老建筑保存至今。[1][4][6][12]
来源
[1] Yale Divinity Library, United Board 档案：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简介（PDF）。
[2] 王欣：《值得逛！City Walk 华西坝》，成都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方志四川」。
[3] 赵飞飞、殷昭鲁：《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与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比较研究》，《民国档案》2022年第4期。
[4] 四川大学档案馆：《图像证史：华西坝五大学校长联席会场景追记》；《照片背后的故事（下）》。
[5] 《战时另一所西南联大》，成都商报，中国新闻网2015年8月14日转载。
[6] 时小明：《吴贻芳迁校》，人民政协网；Yale Divinity Library, United Board 档案：Ginling College 简介。
[7] 金开泰：《齐大在华西坝的三任校长》（引曹伯恒回忆）；《齐鲁大学那些人，那些事》，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网站转载。
[8] 《燕京大学的成都岁月：华西坝版的「西南联大」》，《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40期。
[9] 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简史》。
[10] 肖伊绯：《陈寅恪先生的几件小事》，北京青年报（据《燕大通讯》）。
[11] 箸思庐：《「常欲有所与人」：记钱穆先生集外逸文》（引《华西协合大学校刊》）。
[1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History；Yale Divinity Library, United Board 档案：University of Nanking 简介。
各校迁入、复员的具体月份，现有资料说法不一（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本文只写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