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奇代尔、瑞士零售到平台时代的另一种商业可能

这几天在瑞士，最容易给人留下印象的，不只是雪山、湖泊和秩序井然的城市，还有一种日常生活的连续性。

从苏黎世的班霍夫大街，到普通社区的街角小店，再到远离城市的乡村，Coop 和 Migros 的标志几乎随处可见。门店有大有小，服务的却是同一种日常需要：面包、牛奶、蔬菜、清洁用品，以及一个家庭维持生活所需的一切。游客看到的是两家大型连锁超市，稍微追溯它们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们背后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身份——合作社。

这不是一种来自田园时代的怀旧安排。恰恰相反，现代合作社诞生于人类第一次真正进入工业社会之时。

从罗奇代尔的一盏灯开始

19 世纪 40 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接近完成。蒸汽机推动工厂昼夜运转，纺织品销往世界各地，铁路延伸，港口繁忙，大英帝国正走向它最辉煌的时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创造出来。

但工业革命的另一面，同样真实。

机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却没有自动带来更稳定的生活。许多工人工作时间漫长，工资微薄，一旦失业、患病或者粮价上涨，一个家庭便可能立即陷入困境。当时还没有今天统一的贫困线统计，但济贫记录已经足以说明问题的规模：在一些地区，接受救济者占人口的比例曾达到 15% 至 23%；按数年累计口径估算，19 世纪中叶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曾经求助于济贫制度。大约五分之一的人长期挣扎在维持家庭生活的边缘，并不是夸张的文学修辞。

1844 年，英格兰北部工业城镇罗奇代尔，28 名在棉纺厂谋生的工人和手艺人决定换一种活法。他们每人一点点积攒出一英镑，凑成极其有限的本钱，在蟾蜍巷租下一间铺面。最初出售的只有面粉、燕麦、糖和黄油。

这间小店没有等待富人的慈善，也没有指望工厂主突然变得仁厚。那些工人选择自己组织起来，以诚实的重量、可靠的质量和合理的价格购买生活必需品；消费者可以成为社员，参与决定商店的事务，并按照交易贡献分享经营剩余。

他们把自助与互助变成了一门能够自我造血的生意。

这正是现代合作社真正重要的地方。自助不是让每个弱者独自承受风险，互助也不是依赖偶尔出现的善意。合作社把互助写进所有权、决策权和收益分配之中，让共同需要成为组织企业的起点。它不是商业的反面，而是另一种商业。

瑞士把合作变成日常

罗奇代尔的微光很快越过英吉利海峡。1864 年，瑞士第一家消费合作社依照罗奇代尔原则建立，后来逐步发展为今天的 Coop。Migros 则从 1925 年穿行于居民区的五辆售货车起步，1941 年转为合作社，把一个原本属于企业家的商业组织交给消费者共同所有。

今天，人们很难再把 Coop 和 Migros 称为“小而美”的实验。它们拥有现代化的采购、生产、仓储、物流和数字化体系，是瑞士商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证明，合作社并不天然排斥规模、效率和专业管理，也不只能存在于农业或者小众市场。合作可以做成大生意，规模也不必只有资本控制这一种实现方式。

从当年的售货车，到繁华大街上的大型商场，再到街边小店和偏远乡村的零售网点，同一个标志反复出现，背后代表的不只是品牌标准化。它还意味着，无论一个人住在中心城市还是小镇乡村，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都值得被稳定地回应。

合作社最朴素的价值，正是把普通人的需要从市场末端重新带回企业的起点。企业不再只是先决定怎样让资本获得最大回报，再设法把商品卖给人；它也可以先问，人们共同需要什么，然后组织资源、技术和劳动去满足这种需要。

算法时代仍有罗奇代尔问题

平台经济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推动中国服务业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一次基础设施式的升级。它降低了信息成本，提高了供需匹配效率，让打车、外卖、购物、支付和旅行变得前所未有地便利，也为大量劳动者创造了灵活就业机会。这些贡献不应被轻率否认。

但是，19 世纪 40 年代大英帝国的那种反差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套技术外观。

当年的机器和厂房是最重要的资本，今天的算法、数据和流量成为新的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平台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惊人的资本价值，另一边是许多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和即时服务劳动者生活在“剃刀边缘”：收入看似可以随时获得，却会受到订单波动、规则调整、车辆折旧、事故、疾病和停工的共同影响。他们向平台提供最关键的劳动和服务，却很少有机会参与平台规则的制定，也难以分享自身劳动和数据共同创造的长期价值。

问题并不只是某一家平台是否足够善良。只要劳动者、商户和消费者始终只是系统的使用者，而不是所有者和治理参与者，那么人的处境就主要依靠企业家的自觉、市场竞争的压力和政府监管来改善。善意当然可贵，但善意不是稳定的制度。

在一个越来越擅长服务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时代，人们同样需要服务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平台经济与企业模式。我们已经建立起高度成熟的公司制度、融资工具和算法系统，可以把分散的资金迅速组织起来，为资本寻找回报；但我们还不够擅长把分散的劳动、消费和共同需要组织起来，让创造价值的人和使用服务的人拥有相应的权利。

服务劳动者，不只是多提供一点补贴和福利，而是让劳动者有机会参与收入规则、劳动标准和算法机制的制定，并分享长期经营成果；服务消费者，也不只是不断优化界面、刺激交易和延长停留时间，而是让消费者能够参与决定服务怎样定价、数据如何使用、经营剩余流向哪里。资本需要有效率的组织工具，劳动者和消费者也需要自己的组织工具。

这正是合作社在平台时代重新具有意义的原因。司机共同拥有的出行平台、骑手参与治理的配送平台、商户共同建设的交易平台、消费者共同所有的社区零售网络，都不是对技术进步的拒绝。相反，它们是在追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平台提高效率之后，谁有权决定规则，谁承担风险，谁分享剩余？

数字技术曾经让超级平台成为可能，也同样能够降低普通人协作的成本。身份认证、在线表决、透明账本、智能调度和数字支付，完全可以成为新一代合作社的基础设施。算法未必只能服务于资本收益最大化，也可以服务于成员共同利益最大化。

胖东来为什么让人心动

胖东来当然不是合作社，但它在中国受到广泛关注，恰好说明了人们真正渴望什么。

人们喜欢它，并不只是因为商品或者服务本身，而是因为在它身上看见了一种久违的关系：员工受到尊重，顾客被认真对待，商业不必以压榨和算计作为精明的证明，企业也可以在赚钱的同时保留体面、信任和温度。

这种热情其实是一张投给“人本经济”的选票。它说明消费者并非永远只追逐最低价格，劳动者也并非只需要一份可以结算工资的工作。人还需要公平、尊严、安全感、参与感，需要知道自己不是随时可以被替换的一项成本。

胖东来的价值，在于让人看见企业家的人本选择能够产生商业竞争力；合作社更进一步要解决的，则是如何把这种人本选择变成一种不完全依赖个人品格的制度安排。前者证明善意能够成功，后者试图让善意具有稳定的所有权和治理基础。

人本经济不是资本的敌人

强调合作社，并不是否认资本的价值。创新需要投入，扩张需要资本，风险也需要有人承担。股份制企业在快速决策、聚集资金和推动技术突破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合作社同样存在融资困难、治理成本较高、成员参与不足等现实问题，它不可能替代所有企业。

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把资本看成经济唯一的主人，把资本回报看成企业唯一合理的目标。一个时代如果只有服务资本增值的企业形式，而缺少服务劳动者、消费者和社区共同需要的企业形式，它的效率越高，失衡也可能越深。

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本来就应当拥有多种所有制和组织方式。适合风险投资和快速创新的领域，可以发展资本型企业；涉及共同生活、长期交易和成员共同命运的领域，可以更多采用消费合作社、劳动者合作社、生产者合作社和平台合作社。公共制度提供底线，市场竞争创造效率，合作组织则让那些直接创造和使用价值的人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1844 年，罗奇代尔那间只卖四种商品的小店，看上去不足以撼动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但那 28 个人真正做成的，并不只是一笔便宜的买卖。他们证明了，即使身处强大的机器和资本面前，普通人也不必只能等待工资、接受价格和服从规则。他们可以联合起来，自己组织需求，自己经营商业，自己分享成果。

从罗奇代尔到瑞士街头的 Coop 和 Migros，再到今天中国的平台经济，问题始终没有改变：技术进步最终属于谁，效率提高最终为了谁，商业成功最终又改善了谁的生活？

只要人们还需要温度，只要资本之外我们还有生活、尊严、安全与参与的需要，人本经济就不会成为过时的理想，合作社也不会只是历史教科书里的一段往事。

28 个人点亮的那盏灯，至今没有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