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24日，奉命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的五位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登车，一名叫吴樾的革命党人携带炸弹混上列车，炸弹提前爆炸，吴樾当场身亡，载泽、绍英受了轻伤。考察团推迟出发，人员也作了调整，到12月才分两路启程，前往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

这次出洋考察，在中国历史上有特别的意义。此前几十年的学习，重点在枪炮、船舰和机器；这一次，朝廷要考察的是各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京之后，清廷不得不重新估量自己在世界上的处境，「师夷长技」已经不足以解释西方的强大，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士人认为，问题出在国家的组织方式上。同一个月，清廷下诏自1906年起停止科举考试，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选官制度就此结束。

为什么选择立宪

在当时的语境里，立宪是一个具体的现实选择。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徐继畬等人已经在著作中称赞过美国的总统和议会制度，戊戌以后也有人向往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但共和意味着皇权的终结，这是一个以皇权为合法性基础的王朝无法接受的。

君主立宪提供了一条折中的道路。英国是最成熟的例子，德国是后起的强国，日本则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亚洲样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几十年间完成了国家重建，1889年颁布宪法，又在1895年和1905年的战争中接连击败中国和俄国。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局，在中国被普遍解读为立宪国战胜专制国。日本的经验对清廷有很强的吸引力：它保留了皇权，又显著增强了国家能力。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宣布预备立宪，并从改革官制入手。1908年，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定下九年的预备期，大纲开篇即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1910年，资政院在北京开院。

改革中的分歧

改革在地方上的推行各不相同。有的督抚倾向于在原有结构上作有限的调整，例如以改造保甲的办法加强基层治理；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做法更为激进，他在天津建立新式警察，1907年主持天津县议事会的选举，这是中国最早的地方议会选举之一。这些差异背后，是一个一直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改革是要修补旧制度，还是要用新制度取而代之。

科举的废除本意在于打破旧的选官体系，培养新式人才。新式学堂和出洋留学的机会，却集中在少数城市和有财力的家庭，新的政治精英大多仍来自原来的士绅阶层。谘议局的议员也多是地方上有功名、有产业的绅士。改革没有削弱原有的社会结构，只是让这些地方精英获得了新的政治舞台。

谘议局成立以后，立宪派很快成为朝廷的压力来源。1910年，各省谘议局代表先后三次到北京请愿，要求尽快召开国会，朝廷最终只同意把预备期缩短到1913年。1911年5月，清廷组成新内阁，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满洲贵族占九人，其中皇族七人，时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大失所望，许多人对朝廷的诚意从此不再抱有期待。

铁路：从技术问题到政治问题

铁路在清末具有双重意义：它是现代化的象征，也是国家控制力的体现，谁控制了铁路，谁就掌握了物资和军队的流动。1900年以后，朝廷逐步接受了修建铁路的必要性，但资金多依赖外国贷款，英、法、德、俄、日、比等国在中国各地取得了筑路或贷款的权利，铁路问题与主权问题连在了一起。二十世纪初，各省绅商发起收回利权运动，集资自办铁路，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都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

1911年5月，清廷宣布干线铁路收归国有，随即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从行政上看，这一政策有它的道理：商办铁路普遍资金不足、进展缓慢，一些公司还有严重的亏空。但收回路权的方式，特别是对各省已收股款的处理，直接损害了地方绅商的利益。四川的股款中有不少来自按田亩摊派的「租股」，牵涉的人数众多。

四川的保路运动随之兴起，绅士、商人、学生和普通民众都卷入其中。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的首领，并下令向请愿群众开枪，史称「成都血案」。四川各地的同志军随即起事。清廷调湖北新军一部入川镇压，武昌的防务一时空虚。

新军：不完全属于朝廷的军队

与立宪、铁路同时推进的，是军事改革。甲午战败以后，清廷开始按西方标准编练新军，1905年前后，袁世凯主持的北洋六镇已经成军，朝廷又计划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有近代的编制、训练和武器，远胜旧式的八旗和绿营。

新军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首先是忠诚的归属，新军官兵往往更认同直接统率他们的将领，北洋各镇与袁世凯的关系就是明显的例子。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随即罢免袁世凯，但北洋军的将领大多是他一手提拔的，袁世凯的影响力并没有随之消失。其次是思想的变化，新军中有不少受过新式教育的士兵和军官，接触过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想；科举废除以后，从军成为读书人的一条新出路。革命党人在各地新军中秘密发展组织，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就是如此。

思想的分化

1905年以后，中国的思想界迅速分化。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主张君主立宪，1905年至1907年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与同盟会的《民报》展开论战，争论中国应当走立宪还是革命的道路。同盟会在孙中山领导下，主张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也通过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传入中国。

这些主张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的框架，目标也相互冲突。清廷在推行立宪的同时，已经失去了对国家前途的解释权，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不再相信这个朝廷能够领导中国的改革。

1911年：从意外到革命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机关配制炸弹时不慎引发爆炸，俄国巡捕赶到，搜走了革命党人的名册、旗帜和文告。湖广总督瑞澂按名册搜捕，形势危急。10月10日晚，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起事，次日占领武昌城。

此后局势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一个多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江苏、浙江、广东等十余省相继宣布独立，其中不少省份的独立由谘议局和当地的立宪派绅士主导，新军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清廷在地方的统治迅速瓦解。朝廷被迫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则一面对革命军用兵，一面与南方议和。

终局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颁布退位诏书，溥仪这一年虚岁六岁。诏书中有一句重要的安排：「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在旧秩序崩解之际，新政府的建立要依靠旧体制中最有实力的人物来完成，新的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带着旧制度的影子。

1905年到1912年的七年间，清廷试图完成一次从传统王朝到近代国家的转变。这场转变在几个层面上同时失去了控制：制度改革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权力结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日益激化，军队和知识分子脱离了传统秩序的约束。改革释放出新的社会力量，朝廷却没有能力吸纳这些力量。当危机在1911年秋天集中爆发时，已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把它们重新整合起来。清朝结束之后，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在一个失去统一结构的社会里重新建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