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第十四集，情报贩子谢若林从南京回到天津，交给余则成一叠材料：盟军司令部搜集的日本右翼言论、一个朝鲜记者从飞机上拍的佐世保港照片，还有两份何应钦署名的文件原件。旁白交代：「余则成发现，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竟然是从去年六月开始的。远东军事法庭对这个战犯两次发出传票，南京方面都不将此人押往东京接受审判。这是在华北跟八路军作战最有经验的日军指挥官，保住他的用意不就是用于内战吗？」
同一集稍后，吴敬中和余则成在办公室里听共产党的广播：冈村宁次「被堂堂中央政府奉为军事顾问，甚至指挥作战，不久前还秘密前往东北，视察布防情况」，「所到之处，皆有军界高官或登门拜谒，或上车请教」。李涯这才明白，前几天他到天津火车站迎接的那位神秘客人就是冈村。
剧中「聘书」「两次传票」「秘密前往东北」等细节带有戏剧加工。冈村宁次战后留在中国、受到国民政府优待、最后被判无罪，则是史实。
冈村宁次其人
冈村宁次，1884年生于东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是日本陆军中有名的「中国通」。1920年代，他曾在中国担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他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1933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代表日方与国民政府的代表熊斌签订《塘沽协定》，长城以南的冀东大片地区划为非武装区。
1941年7月，冈村宁次出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任内，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据点，把根据地分割包围，推行被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的残酷手段。1942年5月的冀中「五一大扫荡」持续约两个月，冀中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华北根据地的人口和面积在1941至1942年间大幅缩小，八路军经历了抗战中最困难的阶段。
1944年11月，冈村宁次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统辖在华日军。1945年9月9日，他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向中国战区受降主官何应钦递交投降书。
战后的特殊待遇
投降以后，冈村宁次没有被立即关押。国民政府任命他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负责日军的缴械和一百多万日本官兵、侨民的遣返。这项工作持续到1946年。其间，他与何应钦、汤恩伯等国民党将领保持往来。
中国共产党方面把冈村宁次列为首要战犯，国民政府也把他列入战犯名单，但迟迟没有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于1946年5月开庭，被告是日本甲级战犯，冈村宁次不在其中；中国方面的立场是由本国军事法庭审理在华日军将领。
冈村宁次在这几年里是否为国民党军事当局提供过对共作战的意见，各方记载不一。冈村本人战后出版的回忆和日记，以及一些国民党将领的回忆，都提到双方有过就内战形势的交谈。国民政府为此设立正式顾问职位的说法，缺少公开的档案证实。确定的是，他在战犯名单上停留了三年多，一直住在南京、上海一带，生活条件和一般日本战犯截然不同。
1949年1月的判决
1948年8月，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上海开庭审理冈村宁次案，审判长是石美瑜。此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和华北战场接连失利，法庭审理几经拖延。
1949年1月26日，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判决认为，华北日军的暴行应由具体实施的部队和将领负责，被告身为最高指挥官，并无直接下达命令或纵容的确证。五天之前，蒋介石刚刚宣布「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正在寻求与中共谈判。
判决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方面发表声明，指斥这一判决，要求南京政府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把惩办战争罪犯列为和谈条件之一。1949年1月底，冈村宁次和二百多名日本战犯一起，搭乘美国轮船离开上海，返回日本。
回到日本以后
回国后，冈村宁次没有再受到追究。1949年起，他参与组织一批旧日本军官秘密赴台，为蒋介石训练军队，带队的是前陆军少将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这一团体后来被称为「白团」。白团在台湾工作近二十年，主持军官训练和作战研究。
冈村宁次在日本还参与了旧军人团体和战史整理的工作，1966年在东京去世，终年八十二岁。
冈村宁次的结局与战后东亚的整体局势有关。国民党在内战中处境危急，希望利用日本军人的经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从惩罚转向扶植，许多战犯和技术人员被免于追究，最著名的是细菌战部队（七三一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等人，以提供研究资料为条件获得豁免。冈村宁次案是这一时期众多宽纵案例中的一件。
《潜伏》里，这两份文件的价钱是一根金条。余则成看完材料，只说了一句「我都要了，你等着」，上楼取来一根用手绢包着的金条，交给谢若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