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第一集，戴笠在重庆召见余则成，问他什么时候进的军统。余则成挺直身体回答：「民国二十六年参加的上海青浦特训班。」戴笠说：「二十六年？还是特务处时期，有点资格了。」

旁白随后补上了余则成的来历：1937年他在北平读书，七七事变后随军上了战场，在南苑亲眼看见佟麟阁阵亡；北平陷落后，他和流亡学生南下上海，被正奉戴笠之命在青年学生中发展人员的吕宗方选中，进了青浦特训班。填入学登记表时，吕宗方自作主张在婚姻一栏写上「已婚，妻子余王氏」，理由是这样写「给人感觉稳定，容易得到上峰的信任」。

余则成是虚构人物，这段履历却合乎当时的情形。1937年秋，军统的前身特务处确实在上海郊区办过训练班，招收的也正是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青年学生。戴笠那句「还是特务处时期」，指的是1938年军统局成立之前的那个阶段。

特务处的早期招募

1932年春，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成立，戴笠任处长。特务处最初只有一百多人，骨干是戴笠在黄埔同学中物色的联络员，以及同乡、旧识。沈醉就是这一时期入行的：他1932年经姐夫余乐醒介绍加入特务处，那年他不到二十岁。余乐醒早年留学法国，又去过苏联学习情报技术，是特务处少有的专业人才，后来长期负责训练工作。

特务处扩张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吸收了南昌行营调查课。1933年起，蒋介石在南昌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持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行营下设调查课，由黄埔一期的邓文仪主持，负责军中调查和对中共的侦察。1935年，调查课划归戴笠的特务处，特务处的人员、经费和情报网由此大为扩充。

这一时期特务处开办过一些小规模的训练班，训练对象多为在职人员，内容偏重情报和电讯，规模不大，也不公开。

淞沪会战与青浦、松江训练班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戴笠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合作，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招募码头工人、帮会成员、青年学生和失业人员，编成别动队，配合正规军作战。为训练别动队的骨干，特务处在上海近郊的青浦、松江等地开办训练班，这就是后来军统人员履历中常见的「青浦班」「松江班」。

这批训练班存在的时间很短。训练期不过数周，学员结业后多数直接编入别动队，投入市区和郊区的战斗，伤亡很大。1937年11月上海失守，训练班随之撤离。别动队的残部后来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在江南敌后活动。

《潜伏》第七集，左蓝向吴敬中和盘托出李涯的底细：「李涯，化名冯剑，32岁，军统青浦特讯班的，37年参加过金山卫战斗，深受班主任余乐醒重用。」剧中把余乐醒安排为青浦班的班主任。历史上余乐醒是军统训练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主持过其后规模更大的临澧训练班；青浦、松江一带训练班的具体人事安排，各家回忆说法不一。

临澧班与此后的训练体系

上海失守后，特务处把训练工作转移到内地。1937年底到1938年，在湖南临澧开办的训练班，学员人数各书记载在八百到一千之间，由余乐醒主持，戴笠亲自兼任班主任，一般被视为军统第一个大规模、正规化的训练班。临澧班后来迁往湖南黔阳，此后军统又在贵州息烽、重庆、兰州、东南各省等地开办多期训练班，还有专门的电讯训练班、外语训练班，以及与美国海军合办的中美合作所训练班。

训练班招收的学员主要有三类：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青年学生，失业的知识青年，以及部分下级军官和原有工作人员。招生多以「战时工作干部训练」之类的名义进行，并不公开说明是情报机关。

据沈醉等人的回忆，训练科目大致分为几部分：政治课讲三民主义和领袖言论；情报课讲搜集、分析和报告；行动课包括射击、爆破、擒拿、驾驶；技术课包括电讯、密码、秘密通讯、化装和跟踪反跟踪。训练期间纪律严格，学员不得与外界自由通信，结业后由组织统一分配。军统内部讲「家法」，对违纪和脱离组织的人员处置严厉。

学员的去向

这些训练班培养出来的人，分别进入军统的电讯、情报、行动各个系统。抗战期间，他们中的一部分派往沦陷区，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从事情报、策反和锄奸，死于日伪之手的不在少数；一部分留在后方，从事监视、侦查和政治审查。

抗战结束后，这批人成了军统和保密局在各大城市接收、肃奸和内战时期特务活动的骨干。1949年以后，他们有的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继续在保密局和后来的情报机构任职；有的在大陆被捕，或在起义中被收编。

沈醉的经历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他从特务处的一名年轻工作人员做到军统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1949年12月卢汉在昆明起义时被扣押，1960年获特赦。此后他写下《我所知道的戴笠》《军统内幕》等回忆录，成为后人了解军统内部情况的主要材料之一，书中的说法也有不少需要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

《潜伏》里，吕宗方的遗物中有一张他和几个年轻学生的合影，背面写着「烧香晋佛，民国二十六年。于上海」，李涯的头上画了一个红圈。这张照片在剧中几次出现，成为余则成识破「佛龛」身份的线索。照片上的几个人同一年走进同一个训练班，此后各自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