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一件衣服的民国史

翠平蹲下的那一刻

《潜伏》第四集，站长请客。站长太太领着翠平从房间里出来，翠平身上披着一件风衣，站长太太当众取下风衣，露出里面的旗袍，几个男人一齐叫好。翠平这才发现旗袍开叉很高，大腿都露了出来，一下蹲到地上，抱住双腿，冲着站长太太骂：「耍老娘，找死啊。」

场面顿时冷了。余则成急忙打圆场：「旗袍就是这样的，起来，好看……」又在她手上使劲捏了一下。翠平醒悟过来，慢慢起身，捂着开叉说：「还没缝完呢。」众人哄笑，站长太太也就下了台阶，还替她解围：「跟我刚进城的时候一样，大妹子，旗袍就这样，好看，咱乡下人也能穿。」

翠平是从太行山区来的游击队长，按她自己的话说，「当了四年游击队长」，「屁股后面二十多个弟兄」。她熟悉的是农村妇女的大襟袄和裤子，站长太太和马太太熟悉的是城市太太的旗袍。宴会上的这一幕，把两种生活放在了同一张桌子旁。

「旗袍」一词原指旗人的袍服。清代满族妇女穿的长袍，直身宽大，袖口较宽，下摆及足，不显腰身，外面常加坎肩；汉族妇女则多穿上衣下裙或上衣下裤，两种装束长期并存。

辛亥革命以后，满汉服饰的界限失去了政治意义。1920年代初，上海等城市的女学生和知识女性开始穿一种长及脚面的直身长衫，式样宽松，袖子较短，一般认为这是民国旗袍的雏形。张爱玲后来在《更衣记》里认为，这一时期的女子穿起长袍，有意与男子看齐。

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旗袍的式样变化很快。衣长时而及踝、时而及膝，袖子时长时短，领子时高时低，腰身逐渐收紧，开叉逐渐升高。上海的裁缝吸收了西式裁剪的收省、装袖等做法，使旗袍越来越贴合身体线条。到1930年代中期，合身、收腰的旗袍在大城市的中上层女性中已经非常普遍，并且流传到各地城市。

1929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服制条例》，规定男女礼服和公务员制服的式样。其中女子礼服的一种，为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之中点、袖长过肘的长衣，用蓝色，纽扣六枚。这种式样实际上就是当时流行的旗袍。一件由旗人袍服演变而来的衣服，由此取得了国家礼服的地位。

旗袍的流行与上海的商业和印刷文化同步。1920年代起，郑曼陀、杭稚英等画家绘制的月份牌广告画，大量以穿旗袍的时髦女性为主角，画面上的女子烫发、着高跟鞋，手里拿着香烟、化妆品或药品，这些画随商品赠送，挂进了各地的商店和人家。

1926年创刊的《良友》画报，封面多用女性照片，第一期封面是电影明星胡蝶。此后的封面人物有明星、名媛、女学生，旗袍是最常见的装束。南京路上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陆续开业，出售衣料和成衣，橱窗陈列本身就是流行式样的展示。

电影明星在银幕内外都穿旗袍，她们的照片登在画报和广告上，影响着城市女性的穿着。1930年代，旗袍已经成为城市女性最普通的日常服装，从太太、小姐到女学生、女职员，差别主要在衣料和做工上。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要求国民在衣食住行中遵守规矩。各地随后出台了取缔「奇装异服」的办法，对女性服装的长度、袖长、开叉高度等作出规定。据当时报刊报道，一些城市的警察曾在街头拦查女性着装。

这些规定的执行，各地差别很大。在上海等有租界的城市，国民政府的警察权有限，时装的变化几乎不受影响；在内地一些城市，执行一度较严。新生活运动此后逐渐流于形式，旗袍的式样照旧随着时尚变化。

民国的旗袍，式样相近，价钱和讲究相差很大。上层女性的旗袍多用丝绸、织锦缎、丝绒，由裁缝量身定做，配高跟鞋、烫发和首饰；女学生、女教员、女职员多穿阴丹士林布等棉布旗袍，式样朴素；工厂女工和劳动妇女大多仍穿短衣长裤，便于做工。

剧中站长太太自己说，她「刚进城的时候」也和翠平一样。翠平第十二集跟着站长太太去做旗袍，第十四集穿着新旗袍下楼问余则成：「你看这件好看吗？」余则成仔细打量：「好看，这就对了，你平时就是要琢磨怎么穿衣服，怎么打扮，这才象做太太的。」对翠平来说，学会穿旗袍，是扮演「余太太」这个身份的一部分功课。

1949年以后，旗袍在中国大陆逐渐退出日常生活。1950年代，城市女性普遍改穿列宁装、人民装和各式便装，旗袍只在外事、文艺演出等场合出现。「文化大革命」期间，旗袍被当作「四旧」受到冲击，许多人家收藏的旗袍被毁或压在箱底。

旗袍的制作传统在香港和台湾延续下来。1940年代末，一批上海裁缝移居香港，香港的旗袍在1950、1960年代盛行一时，夏梦、林黛等电影明星在银幕上的装束，都保留了上海旗袍的风格。改革开放以后，旗袍在大陆重新出现，更多用作礼服和演出服装。

翠平最后的结局，是在解放后的乡下抱着孩子等余则成。剧中没有交代那几件旗袍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