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平津相继失守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合组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和教育部代表杨振声等人组成筹备委员会。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课，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次年春天学校迁往昆明，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此后八年，三所历史、规模、办学风格各不相同的学校，用一个校名、一套课程、一份毕业文凭运转，直到1946年5月结束，三校各自复员北返。

战时组建的联合大学不止这一所。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为主体的西北联合大学在陕南成立，一年多以后即分解为几所独立的院校。西南联大维持到抗战结束，校内合作大体稳定，这一点常被后人拿来与西北联大对照。

常务委员会

联大不设校长。最高决策机构是常务委员会，由三校校长任常务委员，原定轮流担任主席。蒋梦麟和张伯苓在重庆另有职务，经常不在昆明，常委会主席实际上长期由梅贻琦担任，日常校务也主要由他主持。常委会之下设总务、教务、训导等处，各院院长、各系主任从三校教授中选任，尽量兼顾三方。

学校的重要事务还要经过校务会议和教授会。校务会议由常委、各处处长、各院院长和教授选出的代表组成；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可以讨论和建议校务。北大、清华战前都有教授参与治校的传统，清华的评议会和教授会尤其成熟。这套做法被搬到昆明，教授在课程、聘任、学生事务上有相当的发言权，校方的决定也要顾及教授的意见。

三位校长

蒋梦麟（1886—1964）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8年至1930年任教育部长，1930年底回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资历最深，在政界的联系也最多。联大时期，他把大量精力放在与重庆方面的交涉上，校内事务很少直接过问。后人常引「不管就是管」一语概括他在联大的态度，这句话多出自回忆转述。1945年，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北大教授认为不宜以政府高官兼任校长，他随即辞去北大校长之职，由胡适继任，胡适回国前由傅斯年代理。

张伯苓（1876—1951）是南开的创办人，从严氏家塾到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一手经营了三十多年。1937年7月底，日军轰炸天津，南开大学校园大部被毁。张伯苓此后主要在重庆，主持1936年在沙坪坝创办的南渝中学（后改名南开中学），1938年起又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他在联大的作用，主要是在重庆为学校争取经费和支持。梅贻琦是南开中学的第一届学生，出自张伯苓门下，两人之间的这层关系，也让南开方面对梅贻琦主持校务比较放心。

梅贻琦（1889—1962）1931年起任清华校长，联大八年一直住在昆明。他的生平与治校，本栏目另有专文。

联合之下的各自

联大在教学上合为一体。新招的学生以联大名义录取，课程统一安排，毕业文凭由联大颁发。三校原有的学生则保留各自的学籍。

行政和研究上，三校各自保留了一部分。三校在昆明各设办事处，教师由原校聘任，同时受聘为联大教师，战后各回原校。北大在昆明恢复了文科研究所，南开在重庆维持经济研究所。清华有庚款基金，经费最宽裕，在昆明另设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学、国情普查五个特种研究所，由清华独立管理。

三校各自保留一部分，避免了人事和经费上的直接合并，也留下了摩擦的余地。清华教师的研究经费和兼职机会相对较多，北大、南开的教师对此不免有看法；北大方面也曾有过维护本校独立地位的讨论。这些分歧在当事人的日记和书信里都有记录，始终没有演变成三校分裂。

课程之争

联大内部的分寸，也体现在它对外的态度上。1939年前后，教育部推行统一大学课程的办法，颁布各院系的必修科目表，要求各校照表开课，教材、考核也要逐步统一，教员的任用资格还要由教育部审查。1940年，联大教务会议给常委会写了一份呈文，由冯友兰起草，表示大学是最高学府，各校、各教授的课程应有伸缩的余地，同一门课在不同学校、不同教授手里讲法可以不同，学校的课程设置与教员聘任应由学校自主决定。常委会把这份意见转呈教育部。此后联大在执行部颁课程时保留了相当的灵活，教授自定讲授内容的传统也延续下来。

这份呈文由三校教授共同讨论形成，说明三校虽然传统各异，在维护大学自主这一点上意见一致。

碑文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新校舍举行结业典礼，同时在校园里立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由冯友兰撰写，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碑文总结三校合作，说三校「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碑的背面刻着抗战期间从军学生的名字，共八百三十四人。

典礼之后，三校师生分批北返，北大、清华回到北平，南开回到天津。联大的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那座纪念碑至今立在云南师大校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