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初翻开《申报》的本埠新闻，隔三岔五就能看到一类短讯：某商号的老板，某日在某路口被几名陌生人拥上汽车带走，下落不明，家属已托人与对方接洽。短讯不过几十个字，当事人只写「某甲」，地点写到路口为止，结尾停在「下落不明」或「正在接洽」上。按这种写法，可以拟出一条典型的短讯：

静安寺路某绸布庄东主某甲，昨日下午三时许在愚园路口被陌生人三名拥入汽车而去，迄今下落不明。闻家属已托人与对方接洽。

这条短讯是拟写的，没有具体所指，措辞照当时的同类报道。当事人不具名，事情停在一半，是这类新闻的通例。

绑票的行市

1930年代初，上海的绑票案十分频繁。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研究上海警政的著作里，专门写过这一时期的绑票风潮。被绑的多半不是最顶层的巨富，巨富有保镖、有汽车、住深宅大院，下手难，谈判也拖得久。更常见的目标是有店面、有存款、请不起常驻保镖的殷实人家：绸布庄、米行、钱庄的东家，洋行里的买办。

绑票是一门生意，赎金有大致的行情，按被绑者的身家估价，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有。

管辖线

上海当时分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块，各有各的警察和法院。租界巡捕只能在租界里执法，出了界就归华界的市公安局管，两边协作迟缓。绑匪利用的正是这道管辖线：在繁华的租界下手，把人送到闸北、南市或浦东藏起来。等消息在两套警察系统之间转一圈，人早已不知去向。

赎人通常要经过「中人」。中人多是帮会里有些辈分、黑白两道都说得上话的人物，家属先付一笔酬劳，由中人去和绑匪议价，议定之后一手交钱、一手放人。许多家属不愿报警，怕谈判生变，绑匪一旦察觉有警察介入，被绑的人就有性命之忧。

报纸的写法

《申报》对绑案的报道，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案发当时发一条简讯，隐去姓名，免得绑匪加价、家属难做。人放回来以后，有时会补一条「已平安返家」，更多时候没有下文，读者不知道是赎金谈妥了，还是钱付了人却没回来。

只有两种情况，报纸会写得详细：被绑者遇害，或者绑匪落网。这时报道已不影响谈判，经过、赎金、交人的地点都可以登出来。这类完整报道出现在报上的时候，事情已经结束了。

比绑票更安静的事

绑票为钱，暗杀为命。1933年和1934年，上海先后发生两起震动全国的政治暗杀。

1933年6月18日早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杨杏佛）带着儿子杨小佛，从法租界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的办事处上车出门，刚一发动就遭枪手射击，杨铨身中数弹身亡，杨小佛受伤。杨铨是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的得力助手，也是宋庆龄在民权保障同盟的合作者。凶手的来历，当时报上没有写明。

1934年11月13日，《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与家人从杭州返回上海，汽车行至海宁翁家埠附近，前路被一辆汽车拦住，几名枪手下车开枪。史量才遇害，同车的司机和他儿子的同学也中弹身亡，儿子史咏赓跳车逃进田野，得以脱险。

史量才掌握的是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1932年底起，《申报》副刊《自由谈》由黎烈文主编，经常刊登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文章；《申报》的时评也多次批评当局的内战政策，1932年还因此被禁止邮递。坊间流传他与蒋介石见面时，有过一段关于「兵」与「读者」的针锋相对的对话，出处无从查考，但流传很广，说明时人对这场暗杀的原因心里有数。行凶的是戴笠主持的特务处，这一点直到多年以后才公开。

三套制度之间

民国上海常被描述为「摩登」或「罪恶」的城市。两种说法都有依据，也都不完整。三套司法系统在同一座城市里并行，各管一块，彼此之间的缝隙足够大：绑匪可以借一条管辖线把人藏起来，政治暗杀的执行者来自国家机器内部，巡捕和法院都无从过问；报纸知道的事情很多，每天能写下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史量才遇害的第二天，《申报》照常出版。此后报馆由史咏赓接手经营，本埠新闻栏里，绑案的短讯还在一条一条地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