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明头等座一元二，等于工人三天工资

1934年5月3日，《申报》第十二版整版电影广告。最上方两栏并排——

大光明大戏院·今日献映·派拉蒙公司巨制《野性的呼唤》·克拉克盖博罗丽泰扬主演·头等一元二角二等八角三等四角 新光大戏院·今日献映·联华公司新片《大路》·阮玲玉金焰主演·头等八角二等五角三等二角

一张电影票从两角到一元二，差六倍。差的不只是钱。

上海有多少家影院

1934年的上海，常年营业的电影院大约四十家。报上每天的电影广告版面，按规模分四档：

第一档是"首轮西片影院"，五家——大光明、南京、国泰、大上海、卡尔登。位置都在公共租界繁华地段，专映派拉蒙、米高梅、华纳、福克斯的新片，附中英文字幕，配有冷气和软席。票价头等一元到一元二角，相当于一个银行小职员一天工资。

第二档是"首轮国片影院"，七八家——新光、丽都、奥迪安、中央、金城。专映联华、明星、天一公司的新拍国语片。票价头等七八角，二等四五角，三等两角。

第三档是"二轮重映影院"，十几家——一般在租界边缘，放上映过一两个月的旧片，票价头等三角，普通一角五分。

第四档是华界小戏院，几十家，专放无声老片或被剪过的国片，票价五分到一角，常常加映京戏、文明戏。

四十家影院按这四档排开，对应着上海至少四种观众。

把这个价钱放回1934年。

工部局公布的产业工人平均日薪四角二分；商务印书馆排字工人月薪二十元，日均六角七分；公立小学教员月薪二十五元，日均八角三分；银行小职员月薪四十元，日均一元三角；洋行办事员月薪八十元，日均两元六角。

也就是说，一张大光明头等票，对工人是三天的工资，对小职员是一天的工资，对洋行办事员是半天的工资。

不同阶层的观众在不同影院之间精确分流。报纸广告里的"头等"两个字写得不大，但功能比明码大字醒目得多——它在筛选谁能进门。

国片影院的逻辑也类似，只是阶层下移一档。新光大戏院头等八角，二等五角，三等两角——三等票价等于工人半天工资，他们偶尔能去；头等票价则属于职员和学生，少数下班后偶尔奢侈一回的中产。

把1934年一整年的电影广告排一遍，能看出三种"卖座片"。

第一种是西片打斗冒险戏。《泰山归来》《大金刚》《野性的呼唤》《罗宾汉》——派拉蒙和米高梅的当家戏路。这些片子的广告占版面最大，标题用英文加中文并列，常配大幅剧照，强调"动作震撼""景色奇观"。受众是租界里的洋人、留过学的中国人、想看新奇的青年学生。

第二种是国片家庭伦理片。《姊妹花》《人道》《大路》《神女》——联华、明星两家公司的看家戏路。广告语句典型如："写尽女子之悲苦""社会问题之缩影"。观众面向城市中产家庭，特别是知识女性。

第三种是京戏改编的彩色片和歌舞片，受众跨度大，从亭子间老太太到中学生都看，专门在二轮重映影院和华界戏院循环播放。

报上的广告版面里，西片的篇幅最大，国片其次，戏曲片最末。这个比例本身就是阶层的反映——能买头版广告的影院，做的是有钱观众的生意。

电影广告版的另一侧，往往是这样几条豆腐块：

春节后调整票价：头等仍照旧，二等加一角，三等加五分。 ——某影院启 本院冷气最佳，盛夏纳凉之选。 ——某影院启 学生军人凭证半价。 ——某影院启

第一条说明的是涨价的不平等——头等不动，三等加价百分之二十五，二等也涨。低价位的观众首当其冲。

第二条说明的是夏天的城市差异——能进得起冷气影院的，1934年的上海只有几家。剩下的影院和家庭都靠竹席凉水。冷气是一种付费的气候。

第三条说明的是优待——学生和军人凭证半价。学生折扣是国片影院争夺新一代观众的手段，军人折扣则和当时的市政体制有关。两类身份的人都比一般观众有更稳定的看片可能。

上海这座城市在1930年代被很多种东西画过：电车线路、租界边界、邮政分区、法币流通区。

电影票价是其中很安静的一种。它不强制人去哪里，但很精准地把人留在哪里。大光明那一元二的头等座，把华界工人挡在门外；新光的两角三等票，把洋行办事员挡在窗外；二轮影院里坐的，是同时被头等和首轮挡住的中间一群——他们看片晚两个月，但票价能负担。

一张电影票，把一座城市分成几层。

报纸版面上密密麻麻的电影广告，与其说是娱乐预告，不如说是一份阶层的地图。

《从申报看民国》是第一街杂志的历史随笔专栏，每篇从《申报》的一则真实材料切入，还原民国生活的一个具体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