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申报》，电影广告常常占去整版。各家影院的广告排在一起，片名、主演、场次、票价一目了然。同一天的版面上，一边是好莱坞新片在首轮影院献映，头等座要价一元上下；另一边是二轮影院重映旧片，一两角钱就能进场。两类影院的票价相差数倍，坐在里面的也是两类观众。

影院的层级

1930年代初，上海兴建了一批新式大影院。1932年，国泰大戏院在法租界霞飞路开幕；1933年，由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László Hudec）设计重建的大光明大戏院在静安寺路开幕，座位近两千，装有冷气；同年大上海大戏院开幕。连同较早的南京大戏院、卡尔登大戏院，这些影院专映好莱坞各大公司的首轮新片，座位舒适，设备讲究，票价在全市最高。

国产片也有自己的首轮影院。新光大戏院、金城大戏院等专映联华、明星等公司的新片，票价低于西片首轮影院。在它们下面，是大量二轮、三轮影院，多在租界边缘和华界，放映已经首映过一段时间的影片，票价便宜得多。再往下，还有华界的小戏院，放老片，兼演戏曲杂耍。

同一部电影，从首轮影院一路放到三轮影院，观众换了几批，票价一路下降。

票价与收入

票价的意义，要放回当时的收入里看。据上海市社会局1929年前后对纱厂工人家庭的调查，一户工人家庭的全年收入平均在四百元上下，这笔钱要养活一家几口人，房租、米、柴几乎占去大半。对这样的家庭来说，首轮影院一元上下的头等座，要花掉家里几天的收入，偶尔看一场二轮影院的电影，已经算是奢侈。

银行、洋行的职员，月薪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首轮国片影院是他们常去的地方，西片首轮影院的头等座也负担得起。电影广告上「头等」「二等」「三等」几个字印得不大，筛选观众的作用却很清楚。

卖座的电影

从报上的广告和影院的档期看，1930年代上海最卖座的影片大致有两类。

一类是好莱坞的冒险片、歌舞片和明星片。《人猿泰山》《金刚》这类影片的广告篇幅大，剧照醒目，片名中英文并列。它们的观众是租界里的外侨、受过新式教育的中国人和追求新奇的青年学生。

一类是国产的社会伦理片。1934年，明星公司的《姊妹花》在新光大戏院首映，连映两个月，创下当时国片的卖座纪录；同年6月，联华公司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在金城大戏院首映，正值酷暑，连映八十四天。这些影片讲穷人的苦难、姐妹的离散、渔民的破产，观众主要是城市里的中产家庭和学生，也有不少普通市民。

西片广告的版面最大，国片其次。能在报上买下大块版面的，多是做有钱观众生意的首轮影院。

冷气

1930年代的上海夏天，装有冷气的影院屈指可数。大光明重建以后以冷气设备为号召，炎夏的广告里常把「冷气开放」写在显著位置。对进得起门的观众来说，一张电影票也是几个小时的凉快；进不起门的市民，夏夜只能在弄堂口乘风凉。

电车线路、租界边界、邮政分区，都在上海的地图上划过线。电影票价也划了一道线，它不禁止任何人去哪里，只是让不同收入的人各自走进不同的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