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申报》的本埠新闻和法院新闻里，离婚官司是常见的题材。按当时的写法，可以拟出这样一条：

王姓妇控其夫虐待，诉请离婚。昨日开庭，其夫到案答辩，谓妻不守妇道，请求驳回。推事劝令和解，未成，谕知改期再审。

这条消息是拟写的，人名是虚构的，结构照当时的同类报道。这样的消息连登一两天，往往就没有了下文。读者不知道案子怎样收场，报纸也很少追踪。

这些短讯背后，是一套刚刚建立起来的法律。

民法里的离婚

1930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民法·亲属编》，次年5月施行。离婚在中国第一次有了全国统一的成文规定。

民法规定了两种离婚方式。一种是两愿离婚，夫妻双方同意，订立书面协议，有两个以上证人签名即可，无须经过法院。另一种是判决离婚，一方向法院起诉，须符合法定的理由。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条列了十项：重婚；与人通奸；夫妻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的虐待；妻对夫的直系尊亲属施以虐待或受其虐待；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而在继续状态中；一方意图杀害他方；有不治的恶疾；有重大不治的精神病；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

条文在字面上对夫妻双方一视同仁，这在当时是一大变化。按照旧的习惯，出妻是丈夫的权利，妻子主动求去几乎没有正当的途径。

报纸登什么

法院受理的离婚案，报上登出来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大多数离婚在律师事务所里、在调解的桌子上、在两愿离婚的协议书上悄悄办完了，根本不会见报。

能上报的，大致有几类：当事人有名气或有身份，教授、商人、电影明星、伶人；案情牵涉通奸、虐待，容易写得有戏剧性；判决出人意料。报纸看重的是新闻性，没有义务交代每一件案子的结果，所以读者在报上看到的离婚，多是开头，很少有结尾。

法律够不着的地方

判决离婚要举证。以虐待为理由起诉，需要医院的验伤单、邻居的证言，最好还有律师代理。这些对有家底的妇女不难办到，对工厂女工或佣工来说却处处是门槛：验伤要花钱，证人要托人情，请律师要请得起。许多底层妇女的婚姻，没有走到法院就散了，或者根本没有能力散。

子女的归属对妻子更不利。民法规定，两愿离婚后子女的监护由丈夫担任，双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判决离婚也准用这条规定，法院可以为子女的利益另行酌定。实际上，孩子多半留在父亲一边，母亲离婚，往往也就离开了孩子。

经济上，民法规定，夫妻无过失的一方因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的，他方即使也无过失，也应给予相当的赡养费用。「相当」是多少，由法院斟酌。一个没有职业的妇女离婚之后，靠一笔赡养费能维持多久，是法律条文回答不了的问题。当时的评论文章屡屡指出，妇女没有经济上的独立，离婚的权利很难真正用得上。

通奸罪的修改

法律上最明显的不平等，写在刑法里。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规定，有夫之妇与人通奸，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奸者同罚；有妇之夫与人通奸，却不构成犯罪。妻子可以因通奸被丈夫告上刑庭，丈夫同样的行为，法律不管。

1934年，立法院修订刑法，这一条成为争论的焦点。各地妇女团体发表宣言、上书请愿，要求男女同等对待，报纸对此作了大量报道。1935年公布的新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改为：「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

从此，丈夫与妻子在通奸罪面前承担同样的刑责。这一条的修改，与妇女团体那几年的请愿以及报刊上的讨论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