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申报》第八版社会栏，三天连登同一桩诉讼：
第一日：王姓妇人控诉其夫虐待，诉于第二特区法院，请求离婚。 第二日：王某出庭辩称妻不贤，请反诉。 第三日：双方调解未果，法官谕令延期审理。
第四天再翻报，没有了。这桩案子怎么收场，《申报》没有再写。
民国报纸上的离婚故事，多数是这样一种结构——三天热闹，然后无声无息。
离婚案为什么上报
1930年12月《民法·亲属编》颁布前，离婚在中国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靠各地习惯和军阀政府的零散规定。1930年之后，民法明文规定了十条离婚理由：重婚、通奸、虐待、遗弃、不能人道、不治之恶疾、生死不明、被处徒刑、生计困难、其他重大事由。
法律一变，离婚案数量立刻上升。
《申报》司法栏的统计：1928年上海各级法院受理离婚案三百多件，1932年涨到八百多件，1936年突破一千五百件。但这是法院案件，报纸登出来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多数发生在律师楼里、地方法院的调解室里、协议离婚的公证处里，根本不会上报。
报纸登的，是有"故事价值"的案子。所谓故事价值有三种：一是当事人有名有姓有身份（教授、银行家、戏曲名伶）；二是案情涉及通奸、虐待、家暴这类容易写得有戏剧性的内容；三是判决意外（妻子胜诉、判赔巨款、舆论哗然）。
剩下的离婚案，绝大多数静悄悄地办完了。
法院判什么
民法十条理由里，1930年代上海法院最常判离的是两条：虐待和通奸。
虐待最难证明。妻子控告丈夫虐待，要拿出医院诊断书、伤痕照片、邻居证词。能凑齐三样的，多是富裕家庭。底层家庭的妇人挨了打，去医院要钱、找证人要面子、请律师要本事，往往凑不齐。所以《申报》上的虐待案，原告多是有家底的太太们，案情往往牵涉财产分配。
通奸是另一种逻辑。1930年代《申报》报道过几桩"丈夫控诉妻子通奸"的案子，判决多半对女方不利，因为通奸罪当时刑法是要坐牢的——妻子既被离婚，又可能被判刑。同期"妻子控诉丈夫通奸"的案子则少得多，并非男人不通奸，而是法律和舆论对男方包容得多。
判决结果有一定规律：双方都富的，多半调解到一笔赡养费收场；男富女贫的，女方拿一笔遣散费但失去孩子；女富男贫的，最容易反目，但女方往往为了孩子不再追究；双方都穷的，根本走不到法院，自己散了。
赡养费多少钱
报纸偶尔登出具体数字，能算出一个粗略的范围。
1932年上海一桩银行家离婚案，妻子拿到三千元赡养费加一栋小洋房，约相当于丈夫一年薪水。1934年一桩教授离婚案，妻子拿到八百元，分两年付清。1935年一桩戏班老板离婚案，妻子拿到一百元——分十二期，每月发，等于八元三角，刚够她回乡下租房住。
赡养费的中位数大约是丈夫半年薪水。这个数字看似不少，但放进真实的生活里就不够用——一个三十岁的离婚妇人，回娘家会被嫌弃，独立租房没有职业，再嫁因为"二婚"贬值。三百元能撑一年，再往后呢？
孩子归属是另一道难题。民法规定"幼小者归母，年长者归父"，但实际上判决多半把孩子判给经济条件好的一方，也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判给父亲。妻子离了婚，可能连孩子都见不到。
自由的边界
民国女性自由的边界，正是离婚案画出来的那道线。
她有了起诉的权利，但没有起诉的钱；有了赢的可能，但赢了之后没有去处；有了主动选择婚姻的权利，但没有主动维持生活的能力。法律解除的是契约关系，解除不了经济依附。
《申报》记者偶尔写一两笔评论，登在司法栏边角。1934年有一篇这样写：
自由非空话，须以经济为基础。妇人无业，离则陷困；妇人有业，则离婚反不及和好之多。
短短二十几个字，把1930年代女性自由的边界画出来了。
第四天的空白
回头看1929年那桩没有结尾的离婚案。
王姓妇人第三天庭外调解未果之后，再没有出现在《申报》上。她可能撤诉了——经过家庭劝说，回到那个虐待她的丈夫身边；可能调解成了——拿一笔钱，签字画押，对外宣称感情破裂；可能搬了家——去了苏州、杭州或更远的地方，重新开始。
报纸的版面只有三天的空间。第四天的版面让位给了下一桩案子，下一桩诉讼，下一个上了报的女人。
她们的故事在第四天之后开始，但报纸不会再写。
《从申报看民国》是第一街杂志的历史随笔专栏，每篇从《申报》的一则真实材料切入，还原民国生活的一个具体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