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上海各报的本埠新闻栏里，常有这样的短讯。下面这一条，是按当时同类报道的通行格式拟写的，文中「张氏」为虚构：

闸北某里少妇张氏，年二十二，昨日午后因与翁姑口角，吞服来沙尔水一瓶，邻人发觉，送医院救治无效，于晚间气绝。

几十个字，没有照片，没有标题，也没有名字。「张氏」是一种称呼，当时的社会新闻里天天用得着。

短讯的格式

那几年上海大报的本埠新闻，妇女自杀或自杀未遂的消息相当常见，多排在社会新闻栏的角落，与车祸、火灾、失窃、走失并列。篇幅通常很短，只有当事人有些身份，才会扩成较长的报道。格式高度一致：姓氏、年龄、地点、方式、一句原因、送医结果，到此为止。

已婚者写「某氏」，未婚者写「某女」，名字多不出现。

当时的社会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1920、1930年代，上海等大城市的自杀问题进入学术讨论，有人专门统计报纸上的自杀报道，分析性别、年龄、原因与方式。报纸上能看到的只是一部分，未送医、未报案的，不会进入任何数字。

一句原因，一句结论

报道末尾照例附一句原因：「因婆媳龃龉」「因夫妻反目」「因丈夫纳妾」「因家用拮据」「因被夫殴打」。接着再有一句结论：「一时想不开」「性情忧郁」。

「想不开」三个字，把背后的处境压缩成了个人的一时冲动。1930年施行的《民法》亲属编没有为妾设定名分，但纳妾在司法实践中并不被当作重婚处理，事实上仍很普遍；民法允许妇女诉请离婚，诉讼的费用、娘家的态度与社会的眼光，使多数妇女无从使用这项权利；丈夫殴妻，只能按一般伤害罪自诉。这些都不在短讯的篇幅里。

服毒，跳楼，投江

来沙尔水（Lysol，甲酚皂溶液）本是消毒用品，药房随处有售，价钱不贵。1930年代上海报纸上的「服毒」，许多指的就是它。鸦片烟膏也常见于这类报道。

南京路上的几家百货公司，先施（1917年开业）、永安（1918年开业）、新新（1926年开业）、大新（1936年开业），以及1933年落成的永安新厦，是当时城中的高楼，也偶尔出现在「跳楼」的报道里。投黄浦江、苏州河的，身份最杂。租界大报的本埠新闻，对华界、近郊的事件报道得少，许多发生在棚户区和乡间的事，不会进入版面。

阮玲玉之后

1935年3月8日，电影演员阮玲玉服安眠药自尽，年仅二十五岁。

这是民国少数引起全国讨论的妇女自杀事件。她是联华影业公司的主要演员，主演过《神女》《新女性》；她与张达民、唐季珊之间的官司，此前被各报连篇报道；她的遗书中「人言可畏」四个字被报纸广泛转载。出殡那天，沿途观者据报载有十几万人。

同年5月，鲁迅以「赵令仪」的笔名在《太白》半月刊发表《论「人言可畏」》，指出报纸对她私事的追逐与渲染，是把她推向绝路的一环；文章也提到，对于并无势力的普通女性，这样的报道尤其方便下笔。

这场讨论围绕的是明星与报纸。每天短讯里那些没有名字的「某氏」，并不在讨论之内。阮玲玉之后，本埠新闻栏的角落照常刊出服毒、投江的短讯。

同一份报纸

五四以后，知识界谈「新女性」，讲经济独立、婚姻自由、教育平等。这些话在校园、文学和电影里成立，在画报封面和百货公司橱窗里也看得见。

同一份报纸的本埠新闻角落里，是另一群人：婚姻由父母定，丈夫可以纳妾，挨了打无处申诉，离婚要打一场她们打不起的官司。她们出现在报上，只有一次，只有一个姓氏，后面跟着一个「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