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沙尔水，三角钱一瓶

1934年某日，《申报》本埠新闻版的角落里，夹在一则煤气走漏与一条失窃案之间，是这样一段短讯：

闸北某里少妇张氏，年二十二，昨日午后因与翁姑口角，吞服来沙尔水一瓶，邻人发觉，送仁济医院救治无效，于晚间六时气绝。死者素性温和，邻里咸惋惜。

全文八十余字，没有照片，没有标题，没有姓名。

「张氏」不是一个人。它是1930年代《申报》社会版每天都会出现的称呼。

每天的几条短讯

1930年代上海各大报的本埠新闻版，每天大致两到五条妇女自杀或自杀未遂的短讯。位置固定：社会新闻栏的角落，与车祸、火灾、盗窃、走失并列。篇幅五十到一百字，少数当事人有点身份的，才扩到二三百字。报道格式高度一致——姓氏、年龄、地点、方式、原因一句话、送医结果，到此为止。

姓氏几乎不写名字。已婚者写「某氏」，未婚者写「某女」，娼优写「妓某某」。

社会学家潘光旦、孙本文等的调查里，1928至1935年间，上海一城每年报章可见的女性自杀报道在七百到一千条之间。这只是上了报的。未送医、未报案、未上报的，不进入这个数字。同期男性自杀报道大约只有它的三分之一。

报道末尾几乎都附一句归因——「因婆媳龃龉」「因夫妻反目」「因丈夫纳妾」「因家用拮据」「因被夫殴打」。这是《申报》本埠新闻栏里妇女自杀的五大归因，也几乎是全部归因。

归因写一句，结论再写一句：「一时想不开」「性情忧郁」「投环自尽」。

「想不开」是这个版面最常出现的三个字。它把背后的结构——纳妾在1930年民法颁布之后仍合法存在直到1949年、家庭暴力没有独立罪名、离婚必须丈夫同意或赎身、已婚女性几乎没有独立财产权——压缩成个人的「一时冲动」。

结构原因不在版面上。它只在仁济、宝隆、公济几家医院的死亡登记簿里，在邻居的窃窃私语里，在某户人家关上门后再没打开的院子里。

死法是有阶层的。

来沙尔水（Lysol，甲酚皂溶液），1930年代上海药房售价约三角到五角一瓶，原本是消毒用，工人家庭和小市民买得起。这是大多数短讯里写的「服毒」。鸦片膏也常用，1929年禁烟之后逐渐少见。

跳楼是另一种。1918年先施开业、1932年永安新厦落成、1934年新新公司、1936年大新公司——南京路四大百货成了城里最高的几栋楼，也成了报纸「跳楼自尽」短讯反复出现的地点。跳的多是年轻女工、女店员、女学生。她们在那里上班，或在那里被甩，或那里是她们能想到的最高的地方。

投黄浦江与苏州河的，跨阶层最广。从纱厂女工到法租界的姨太太都有。上吊和割腕则集中在棚户区和近郊农村，几乎不进《申报》本埠版——那是华界与县境的事，不在租界报纸的报道范围里。

同一座城市，不同阶层的女性，连结束生命的方式都是分开的。

1935年3月8日，阮玲玉服安眠药自尽，年二十五。

这是民国少数引起全国讨论的妇女自杀案。原因之一是她是明星——联华公司当家，《神女》《新女性》的女主角。原因之二是她留下的字条里有「人言可畏」四个字，被《申报》《大公报》《新闻报》连日转载。原因之三是葬礼当天，万国殡仪馆外聚集十余万人，三名送葬女子在挤踏中死亡，外电以「史无前例的明星葬礼」报道。

鲁迅在《太白》发表《论「人言可畏」》：报纸对她婚姻官司与私生活的连篇追逐，本身就是逼她服药的一环。

但这场讨论的对象是明星与媒体，不是张氏，不是王氏，不是每天短讯里那些没有姓名的「某氏」。阮玲玉之后，上海各报社会版照常运转，本埠新闻栏的角落里照常每天有几条服毒短讯。

公共层面也没有相应的回应。妇女救济院全上海不过数所，床位以百计，等待者以千计；一夫一妻是民法纸面上的规定，纳妾合法存在到1949年；家庭暴力没有独立罪名，须以「伤害」自诉，须丈夫到庭。胡适、陶希圣等讨论过「妇女问题」，落到救济层面的，几乎只有几篇文章和几次座谈。

五四之后，知识界谈「新女性」——经济独立、婚姻自由、教育平等。这种叙事在校园、文学、电影里成立，到了《申报》本埠新闻的角落里就失效。

新女性是橱窗里的人。她们的故事写在副刊连载、写在永安公司的橱窗广告、写在《良友画报》的封面。

「张氏」是另一群人。她们的婚姻由父母定，她们的丈夫合法纳妾，她们的家暴报告无人受理，她们的离婚要丈夫同意。她们的「自由」，是某月某日午后，闸北某里，吞下一瓶三角钱来沙尔水的自由。

把摩登上海的「新女性」和本埠版的「某氏」放在一份报纸上，能看出这座城市的妇女史从来不是一段历史，而是同时存在的几段。

《申报》1935年3月9日——阮玲玉死后第二天——本埠新闻版仍有三则妇女服毒短讯，分别来自闸北、南市与浦东。它们没有标题，挤在「某弄煤气走漏」与「某号失窃」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