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天，《申报》第三版的下半幅，是几家大舞厅的当晚广告。其中一条这样写：

百乐门大舞厅，本晚特请马尼拉吉米乐队，入场券每位国币贰元，舞票每本伍元（拾贰张），茶资照常，欢迎中外士女光临。

"入场券贰元，舞票伍元一本"——这十一个字，把这家舞厅的门槛写得很清楚了。

一晚十元

把数字放在1936年的上海。

邮局信差，月薪二十五元。商务印书馆刚入职的校对，三十元。租界电车售票员，二十六元。这样的薪水，刚够在静安寺路一带租一间亭子间，剩不下多少。

百乐门的标准消费是：入场费两元，一本舞票五元（含十二张，每张陪舞约三分钟），加上茶资和小费，一晚至少八到十元。如果叫酒——一瓶英国威士忌十八元，一杯柠檬汽水一元二角——花销翻倍。

也就是说，一个邮局信差去百乐门待一晚，要花掉月薪的四成。

仙乐斯（Ciros）开在静安寺路斜对面，定价略低，入场一元五角，舞票一本四元，但晚间另收"夜场附加"。新仙林、大都会、维也纳，规格再次一级，入场费五角到一元。再往下，闸北、虹口一带的小舞厅，门票两三角，连乐队都没有，只有留声机。

四个价位，分别对应四类客人：外商和高级买办、本地洋行职员、小公司白领、码头工与巡捕。同一个城市里的"跳舞"，含义完全不同。

舞票拆开看

一张舞票四角钱。

陪客人跳完一支舞——三分钟——舞女拿到的，最多两角。账面上，舞厅与舞女对半分；实际上，舞厅要扣"押金""服装费""化妆费""介绍费"。多数舞女入行时与舞厅签了"包身契"式的协议，预支一笔钱给家里，欠债工作。月底一算，常常只拿到一两成。

一个生意好的舞女，一晚被点二三十支，毛收入八到十二元，看上去比小学教员高。但她要从中支付：旗袍（一件好的十几元，几个月就要换）、烫发（一次三元）、车费（每晚来回一元）、化妆品（霞飞路上的进口口红一支两元）。算下来，每月实际到手的不会比工厂女工高出太多。

小费是另一笔。客人塞过来的，有时折成"特别舞票"，有时直接给现钞。包夜是更高一档，但已经不算公开业务，价钱由舞厅经理与客人单议，舞女自己常常不知道分到多少。

1934到1937年间，《申报》社会版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两条舞女轻生的短讯：服毒、跳楼、投河。原因多写"情感纠纷"或"债务交迫"。同一张报纸的广告版上，舞厅广告照常刊出，"中外名媛"四个字也照常出现。

一杯咖啡的距离

不进舞厅的人，去咖啡馆。

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有十几家咖啡馆，最有名的是 DD's、特卡琴科兄弟（白俄经营）、君士坦丁堡。一杯黑咖啡三角，加奶四角，配一块奶油栗子糕八角。坐一下午，三杯咖啡一块糕，两元出头。比舞厅便宜，对工薪族也不便宜。

霞飞路的咖啡馆，卖的不只是咖啡，是一张可以坐很久的小桌、一份《字林西报》、一台可以听到俄语和法语对话的留声机。学生、写字间小职员、左翼文人、白俄流亡者混在同一个空间，谁也不打扰谁。

工人歇脚是另一种去处——闸北、南市的茶馆。一壶粗茶两三分钱，一笼小笼五分，可以坐一上午。老虎灶门口打一壶开水一分钱。霞飞路一杯咖啡的钱，够一个码头工在茶馆喝十天。

咖啡馆和茶馆之间，隔的不只是价格。穿着对襟短打进霞飞路咖啡馆，不会有人赶你，但你自己坐不住。

进舞厅需要什么

回到百乐门门口。

哪怕一个月薪三十元的小职员咬牙攒下十元，他也未必走得进去。门口领班会上下打量：西装是否合身、皮鞋是否擦亮、领带是否打对。进去之后，要会跳——华尔兹、狐步、探戈，至少懂一种的基本步。要会点单：知道哪种酒不配冰，哪种汽水算"女士饮料"。要会挑舞女：不是随便指一个，而是要通过侍应生递条子。要会给小费：多少塞领班，多少给厕所服务生，多少给乐队点歌。

每一道都是社交筛选。钱只是第一关，后面几关筛掉的人更多。

租界对这种空间的管制，一直在变。1927年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在华界推过几次"风纪整顿"，但租界不归它管。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各自发牌、各自抽税，标准也不一样。1937年战时娱乐税大涨，舞厅票价并没怎么涨——羊毛出在舞女身上，分成比例被压低。1947年底，上海市社会局公布"废娼禁舞"方案，准备分期取缔舞厅。1948年1月31日上午，数千名舞女与从业人员聚集到市社会局门前，砸毁办公室，与警察对峙。这就是当时各报报道的"舞潮案"。《申报》报道里有一句话被后来反复引用：参与冲击的舞女中，"多数衣不蔽体，与平日见诸广告之姿态判若两人"。

摩登上海有多大

民国上海的城市想象，几乎都来自舞厅、咖啡馆、电影院、跑马厅这几个空间。

1936年的上海，人口约三百八十万。持照舞女约两千五百人，登记舞厅三十余家，加上未登记的不过六七十家。一晚跑遍所有舞厅的顾客，累计不到两万。咖啡馆的常客，乐观估计也就几万。

"摩登上海"的实际人口，不到全市的百分之一。

剩下的九成九，住在亭子间、棚户、工房，每天的娱乐是路边的说书摊、街角的露天电影、礼拜天庙会的杂耍。他们看见过百乐门顶上那个旋转的霓虹球，但没进去过，也不打算进去。

那一晚的报纸

1948年2月1日的《申报》，第五版报道了前一天的舞潮案，配了一张照片。同一张报纸的第八版下方，登着百乐门当晚的舞讯：菲律宾乐队照常演奏，舞票照常出售，欢迎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