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申报》上，几十个人失踪了

1920、30年代的《申报》，寻人启事登在广告版的下半截，挨着药品、布庄和律师的告白。格式很固定：被寻者的姓名、年龄、籍贯、相貌特征、出走日期和地点，最后是联络地址和一句「如有知其下落者……当酬谢不吝」。按这个格式，可以拟出一条很典型的启事：

寻胞弟张阿生，年廿三岁，江苏盐城人，方面，身高五尺二寸，操苏北口音，左眉有疤。本年十月十六日自虹口吴淞路寓所出门，迄今未归。如有知其下落者，乞函告本埠虹口某某弄张鸿发收，当酬谢不吝。

这条启事是按当时的写法拟的，人名是虚构的，各项要素在同类启事里都很常见。在《申报》上，这样的启事一天少则十几条，多则几十条。

广告，不是新闻

寻人启事在报纸上属于广告，按字数和行数收费，登得越久越贵，所以措辞都尽量简省。它的版位与失物招领、医院告白、戒烟广告相邻，读者翻到这里，看到的是一整片密密麻麻的小字。

启事的数量有起伏。年关前后格外多：账要清，人要回，该回家的人没有回来，这时最容易被发现。一年下来，《申报》上登过的寻人启事数以千计。

把这些启事按类别归一归，大致有几种。

第一种是外省来沪做工的青年男子，多来自苏北、安徽、浙江，在码头、纱厂、车行、店铺里做工或当学徒。他们来沪不久，住处不稳，搬过几次家，家里就找不着了。登报的多是兄长、叔父或父亲，措辞客气而局促。

第二种是离家出走的妇女。已婚的写「内人」，未婚的写「小女」「胞妹」。这类启事最隐讳，常常只写「近因家庭细故离家」，或者一句「性情忧郁」，把原因都归到出走者身上。

第三种是债务纠纷。登报的不是家属，是钱庄、布行或店号，措辞硬得多：「某某向本号借款若干，潜逃在外」，后面往往跟着「如有窝藏，依法究办」。这已经是追债的公告。

此外还有走失的孩童、卷款的伙计、出门未归的老人。

回到那条拟写的启事。

「胞弟」说明登报的是哥哥。二十多岁的弟弟失踪，由哥哥而不是父亲出面，可能父母不在上海。

「江苏盐城人」指向苏北。1920、30年代，苏北连年水旱，大批农民南下上海，做码头工、人力车夫、纱厂男工，聚居在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的棚户和里弄里。启事里的「虹口吴淞路」，正在这片区域的边上。

「操苏北口音」说明他没学会上海话，在沪时间不长，来往的大概还是同乡。

「左眉有疤」「身高五尺二寸」，写的是体貌，对应的多是出卖体力的人。穿长衫的职员，启事里更常见的是「戴眼镜」「着藏青长衫」「头梳分头」。

「当酬谢不吝」说明家里拿得出一点酬金。许多启事不写职业，拉车、扛包、当学徒，写出来不体面，含糊带过反倒自然。

四十几个字，一个外省青年在上海的位置已经大致清楚。

1930年代中期，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合计，上海人口在三百五十万以上，是远东最大的城市之一。其中本地籍只占一小部分，据当时华界的户口统计，外省籍居民占八成以上。

各地移民各有行当和聚居区。苏北人人数最多，多在码头、车行、纱厂和棚户区；宁波人在钱庄、洋行和航运业势力最大；广东人经营百货、五金、餐馆；各地人又有各自的会馆和同乡会。

一个刚在十六铺上岸的苏北青年，多半经同乡介绍进纱厂或码头，住同乡开的客栈，在几条街的范围里过日子。一旦离开这个圈子，换了工、搬了家、断了来往，家里就很难再找到他。对这样的家庭来说，花几角钱在大报上登一条启事，是覆盖全城的唯一办法。能不能找到，是另一回事。

民国通俗小说里常有这样的情节：乡下的年轻人或媳妇受不了家里的安排，卷了几件衣裳搭船去上海，从此没了音讯。

这样的情节有现实依据。上海没有统一的户籍管理，租界与华界分治，下等客栈不查身份，一个改了名字、换了行当、搬进新弄堂的人，在原来的世界里就等于消失了。

后来被反复书写的民国上海，是百乐门、霞飞路和永安公司。同一天的《申报》上，广告版的下半截还有另一份名单。两份上海写在同一张报纸上，隔着几个版面。

寻人启事常常连登三天。三天以后，如果没有续登，读报的人就无从知道结果：人找到了，还是家里放弃了，或者只是付不起下一期的钱。第二天，那块版面又被新的启事填满，每一条都写着「如有知其下落者」，结尾都是「当酬谢不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