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申报》第三版下方，有这样一则通告：

上海自来水公司启事：本公司因引水干管修理，定于本月十六日上午七时起，至下午五时止，暂停虹口一带供水。各用户请预为储备，特此公告。

不道歉。不解释技术细节。落款"上海自来水公司"，一句话定了上万户人家半日的生活。

"预为储备"——铜壶、铅桶、洋瓷脸盆，凡能盛水的器皿，统统从灶披间搬到天井里，排着等水。

但这种清晨，只发生在虹口、静安、徐家汇这些通了自来水的弄堂里。同一个上海，更多人家的水缸里装的是井水，或者一分钱一瓶、从街角"老虎灶"旁的水龙头打来的水。

自来水的边界

上海自来水公司是英商1881年办的，水厂在杨树浦，最初是为外滩洋行和租界洋人住宅供水。供水范围沿着租界一点点扩出去，到1920年代末，大致覆盖公共租界中区、北区和东区。

法租界另设一家"法商自来水公司"，1902年开办，沿霞飞路、贝当路一线供水。

华界呢？闸北有"闸北水电公司"，南市有"商办内地自来水公司"，规模都小很多，水压不足，停水通告也更频繁。

1930年前后，公共租界内大约六成住户家里通了自来水，但"通了"也不一定意味着家家有龙头——更多的情况是一个石库门天井共用一只水龙头，二十几户人家轮流接水。华界的接通比例不到两成，剩下的人靠井水、河水、和老虎灶。

老虎灶是上海街角的小铺子，一口大锅烧着水，居民拎热水瓶来打，一分钱打满一瓶。它在1930年代的上海，比自来水龙头要常见得多。一条弄堂可能只有一户人家有水表，但弄堂口一定有老虎灶。

电灯和它的押金

电灯是同一个故事。

公共租界由英商"上海电气公司"供电，法租界由"法商电气公司"，华界则归"华商电气公司"。但"华商"的发电量远逊于英、法两家，1920年代闸北和南市的弄堂里，停电是家常便饭。

1928年的一份《申报》通告说：

华商电气公司因发电机检修，今晚九时起至明晨六时，暂停闸北全境用电，请各用户准备煤油灯，以备不时之需。

"准备煤油灯"——这五个字泄了底。电灯接进了你家，但电力公司随时可以把它收回去，所以你家里必须同时备着一盏煤油灯。电灯在闸北弄堂里，与其说是基础设施，不如说是一项随时可能撤销的服务。

数字也佐证这一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1927年的统计，租界内每千人约二百五十户接电；同年闸北的接电户每千人只有六十户上下。法租界的数字介于二者之间，但靠近法华路、徐家汇的部分弄堂，连接电也要等几个月。

接电要花多少钱？1930年前后，电气公司装表押金通常是十元，装灯线、电表盒、屋内电线另算，便宜的人家装一两盏灯，前后要花十五元上下；要装电铃、电扇，则更贵。

十五元是什么概念？同年纺织女工月薪六到十元，码头苦力五到八元。一个女工把整月工资省下，再加省三天伙食，才够装一组最简的家用电灯。月底再来一张电费账单——按公共租界1929年的费率，普通家庭一度电收一角二分——一户工人之家通常负担不起。

所以电灯主要装在哪里？小职员家、教员家、商店、写字楼、咖啡馆。工人家庭和棚户区，仍然是煤油灯的世界。

煤气灶上写着"文明"

煤气走的是同一条路。

英商上海煤气公司1864年成立，最初是给外滩路灯供气，1900年代以后才慢慢扩到住宅。1920年代以后，《申报》上开始频繁出现煤气灶的广告，话术高度雷同：

立兴煤气炉，清洁卫生，文明家庭之必备。比之煤球，无烟无尘，无毒无险，主妇双手永远洁白。

英华煤气灶，便利、迅速、文明。一拧即燃，一关即灭。煤球时代已成过去。

"文明""卫生""便利"——三个词翻来覆去地用，构成1930年代上海消费广告的基本词汇。但一台煤气灶售价四十元上下，是纺织女工四到五个月的工资；煤气管道入户费另算，按管段长度计费，一般人家又要再花十几元。

广告说"煤球时代已成过去"，但1935年的上海，城里仍然每天消耗几千吨煤球。粤东路、福州路一带的煤球店，从早到晚都有挑担的伙计进出。一户工人之家烧一个月煤球，大约花一元到一元五；煤气灶的购置费加首月开通费，就是这一家半年的煤球钱。

所谓"煤球时代已成过去"，过去的只是石库门里少数人家的厨房。

公告的语气

回到那则停水通告。

整个1920、30年代，自来水公司、电气公司、煤气公司发的公告语气惊人地一致：通知用户某日某时停水/停电/停气，请预为储备，请准备煤油灯，请妥为安排。

不道歉。不解释原因。不承诺补偿。

这种语气背后是一套清楚的关系——基础设施是公司的，用户只是被允许接入的客户。公司可以单方面决定供和断；客户能做的，是"预为储备"。

到1947年，《申报》上偶尔还能看到这样的措辞：

用户如有违章使用情事，本公司有权立即停止供电，所装表计概不退还。

"概不退还"——一句话，没有协商余地。

民国时期没有"消费者权益"这个词。基础设施进入家庭，不是公民权利的延伸，而是一份合同：付得起钱、住在正确的地段、不惹麻烦，就给你接上；不满足条件，就接不上，或者随时可以断掉。

想象的错位

提起民国上海，今天的人脑子里浮现的常常是霓虹灯下的南京路、张爱玲笔下亮着台灯的公寓、《良友》画报上的玻璃浴室。

这些场景对应的，是1930年代上海三百万人口里的大约四五十万人——租界中上层、洋行职员、专业人士、买办商人之家。剩下两百多万人，多数仍住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电灯，或者只装着一只摇曳灯泡的弄堂、棚户和阁楼里。

霓虹灯亮在南京路上，井水打在西藏路以西的弄堂里。两个上海同时存在，相距不过两公里。

民国"现代生活"的真实分布，不是一条上升曲线，而是一张分块的地图：哪几条街通了煤气，哪几条没通；哪几个弄堂装得起电灯，哪几个还点着煤油灯——这张地图的边界，与租界和华界的边界、与收入与阶层的边界，几乎完全重合。

1936年夏天的弄堂口

1936年7月，《申报》一则小通告：

闸北水电公司启事：本月十八日下午二时起停水四小时，特此通告。

那天下午，闸北的弄堂里，井台前排着队。隔着苏州河，对岸虹口的人家，水龙头照常拧出水来。

《从申报看民国》是第一街杂志的历史随笔专栏，每篇从《申报》的一则真实材料切入，还原民国生活的一个具体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