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张报纸上，两种关于身体的承诺

1929年前后的《申报》医药广告栏里，常常同时出现两类广告。按当时的写法，可以各拟一则：

本院新到德国最新式X光透视机，凡骨折内伤、肺部疾患，一照即知。西法接生，无菌手术。

本堂祖传秘方，扶正培元，调和阴阳，妇科诸症，一服见效。国粹精华，中华瑰宝。

两则广告是拟写的，用语照当时同类广告。一类来自西医医院和诊所，一类来自国药号和中医诊所，篇幅相近，有时就排在同一版上。

就在1929年初，南京通过了一项提案，打算把后一类彻底取缔。

废止旧医案

1929年2月，卫生部在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西医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主张对现有中医进行登记、限期取得执照，禁止开办中医学校，禁止报刊宣传中医，逐步使中医退出。会议通过了这项提案。

消息传出，上海中医药界反应激烈。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各地代表二百余人到会，组成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中医界后来把3月17日定为「国医节」。在各方压力之下，废止案没有付诸实施。

余云岫早年留学日本大阪，学习西医，回国后在上海行医，长期撰文批评中医理论。1917年他写成《灵素商兑》，逐条驳斥《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学说。他的立论以实证为准：说不清机理、不能重复验证的，就不能算医学。

中医界的反驳，很少在医理上与他正面交锋，更多把问题从「能不能治病」转到「文化存亡」。国粹、民族、数千年，是反复出现的字眼。北伐之后的几年里，「国术」「国画」「国乐」等名称相继流行，「国医」一词也在这一时期被中医团体普遍采用，逐渐固定下来。

把这一时期的医药广告放在一起看，两边的用词各成一套。

西医广告反复强调仪器和程序：最新式、德国进口、X光、显微镜、化验、消毒、无菌手术、住院观察，标榜的是科学、精确、卫生。在这套语言里，身体可以被透视、被切开、被分项处理。

中医广告强调来历和调养：祖传、老店、数百年验证、扶正培元、调和阴阳、滋阴补肾，标榜的是国粹和国医国药。在这套语言里，身体是一套需要涵养和平衡的系统。

两套语言面对同一个上海读者，许诺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好：一种给出确定性，拍一张片子就能看见病在哪里；一种给出整体性，调理根本，病自然会退。

1929年以后，中医药广告里也渐渐出现「科学」二字，有的声称以科学方法提炼，有的附上化验证明。中医界把西医的词汇吸收进来，作为自己的论据。西医广告则很少借用「国粹」一类的说法。

这场争论里有一位立场特殊的人物，丁福保。丁福保是江苏无锡人，清末中过秀才，早年学过数学和医学，曾东渡日本考察医学。他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翻译、编印了大量日本医书，是清末民初西医知识在中国普及的重要推手。他同时整理中医典籍，编过《历代医学书目》，主编《中西医学报》，主张中西医汇通。

丁福保的书在普通读者中销路很好。许多读者本来就是这么想的：中医西医各有长处，不必只选一边。

从广告栏里看得出，当时的上海市民选择中医还是西医，很少是站队，更多是分场合。头疼脑热、咳嗽积食，先去弄堂口的国药号抓几帖药。外伤骨折、急腹症，要去仁济医院一类的西医院，拍片、缝合、开刀，西医在急症上的优势很明显。妇科病和慢性病，常常两边都看。

有些病两边都没有办法。肺结核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致死疾病之一，磺胺类药物到1930年代中期才问世，链霉素和异烟肼（雷米封）更晚，有钱人去庐山、莫干山一类的疗养地休养，普通人家只能在家里硬挨。防疫、种痘、霍乱季节的消毒，则由租界工部局和华界卫生机关以行政力量推行，靠的是公共卫生制度。

回头看1929年的这场争论，把它读成科学战胜愚昧，或者愚昧抵抗科学，都过于简单。西医在中国刚刚站稳，希望借国家立法取得正统地位；中医在民间存续了千百年，正在学着用一套现代的方式陈述自己。废止案之所以推行不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医在社会上的根基太深，有大批从业者，也有无数习惯了这套医疗的病家。

X光机和祖传秘方，都借助报纸广告这种新的传播方式，争取同一批城市消费者。

1936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医条例》，承认中医的执业资格，规定中医经审查合格、领得证书后方可执业。七年前曾议决废止中医的国民政府，此时为中医订立了审查和发证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