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元钱一个月，他在上海租了一间房

1930年代的《申报》，分类广告挤在新闻版的下半截，招租启事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类。格式大同小异：先写地段，再写房间，再写设施，最后写月租和条件。按这个格式，可以拟出一条很典型的启事：

沪西愚园路附近，楼上厢房一间，光线佳，有煤气电灯，月租八元，谢绝喧哗者。

这条启事是按当时招租广告的常见写法拟的，每一项都能在同类启事里找到对应的说法。房东没有写「欢迎职员」，也没有写「优先知识分子」，一句「谢绝喧哗者」，已经把想要的租客画了出来。

八元钱是多少

先把八元放进当时的收入里。

1930年代初，上海纱厂女工的月工资大多在十元上下，码头和搬运的小工收入更不稳定，好的月份与纱厂工人相当，差的只有一半。报馆、书局的校对、抄写员，起薪在十几元到二十元之间；公立小学教员月薪二三十元，私立学校参差不齐，低的只有十几元。

一个纱厂女工要拿出将近一个月的工资，才租得起这间厢房。这间房的租客，是另一类上海人：有固定收入、收入不算高、需要在城里独立居住、对生活有一点讲究，大多是小职员、初级教员、投稿为生的文人，或者刚从外省来沪谋事、还没站稳脚跟的年轻人。

这类人在1930年代的上海人数庞大，在历史叙述里却很少露面。他们的收入高于纱厂和码头，进不了底层苦难的叙事；又远够不上花园洋房，也不属于摩登上海的橱窗。他们住在亭子间和厢房里，挤电车上班，在小馆子吃客饭，偶尔去看一场电影。

地址本身也是信息。

愚园路在沪西，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向界外越界修筑的马路，路面由工部局管理，两侧地界的管辖权长期有争议。它离外滩的洋行区很远，与闸北、南市的华界平民区也不同。沿路在1920、30年代陆续建起新式里弄和花园住宅，住户有商人、大学教员、洋行职员，也有退隐的官员。

上海的招租广告，地名从来不只是地名。静安寺路、霞飞路的名字写在广告里，本身就能抬高身价；虹口一带日侨聚居，租金略低；闸北的广告常常只写「近北站」，靠交通便利招人。写「愚园路附近」，是房东在价钱之外，先替租客挑了一遍。

这四个字放在今天，意思是不要吵闹的租客。放在1930年代的上海，可以读出更具体的顾虑。

一类是多口之家。孩子多、进出频繁的人家，房东在楼上厢房这一档通常不愿接，拒绝这类租客，房东一般用不着婉转的说法。

另一类顾虑更麻烦。1930年代前期，上海的左翼文化团体、工人夜校和秘密印刷，不少设在普通民居里。来往的人多、深夜有动静，对房东是实在的风险：巡捕可能登门搜查，房东可能被传讯，房子也可能被查封。许多地下工作者的回忆里都提到，租房时第一件事是做一个「安分」的房客。

「谢绝喧哗者」可以只是一句生活习惯上的要求，也可以同时是一句自保的话，房东用不着说破。

把同一天的招租启事并排来看，能大致排出几个档次：

这几档大致对应工人、小职员与教员、中等商人与高级职员、买办与外侨。报纸把他们放在同一个版面上，他们住的却是几乎互不相交的几座城市。

1932年「一·二八」战事以后，闸北大片民居被毁，难民涌进租界，租界里的房租一度上涨。到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又一轮难民潮让租界的房屋更加紧张，二房东把一栋石库门分给七八户人家，已是常态。

在这两次战事之间，上海的租房市场照常运转。房东斟酌措辞，租客比较价格，报纸每天把几十条启事排进下半版，按行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