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1月5日，英国许多地方都会点起篝火、燃放烟花。这个家庭节日源于1605年的火药阴谋：一群天主教徒准备炸毁议会，盖伊·福克斯在行动前被捕。今天的热闹景象，很难让人想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曾经长期相互迫害。
谁掌权，谁决定正统
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后，英国宗教政策随着王位更替不断改变。爱德华六世推进新教改革，玛丽一世恢复天主教，伊丽莎白一世又重建新教国教。昨天的正统可能在新君登基后成为异端，信仰也因此同政治忠诚和财产利益紧紧相连。
内战以后，胜利的新教派别同样无法达成信仰统一。1660年王政复辟，国教会重新掌权，不从国教者被排除在大学和公职之外。高压没有消除分歧，只让每次权力转换都伴随新的报复。
1689年《宽容法》允许部分非国教新教徒公开礼拜，但天主教徒和其他群体仍未获得平等权利。它更像一份有限的停战协议。此后的两个世纪里，公职、议会和大学中的宗教限制才逐项取消。英国的宽容不是突然产生的美德，而是从不得不共存，逐步发展为平等权利。
知识也需要共同规则
伦敦皇家学会成立于1660年，正值宗教和政治冲突尚未平息之时。学会成员来自不同党派和教派，却同意暂时搁置神学争论，把讨论限定在可以观察和验证的问题上。会徽下的拉丁文Nullius in verba，意为“不凭任何人的话”：国王、主教和古代哲人的身份都不能代替证据。
波义耳的空气泵实验展示了这种新规则。实验在见证人面前进行，仪器、步骤和结果被详细记录，其他人原则上可以重复。个人见闻由此转化为能够共同检查的证据。1665年创办的《哲学汇刊》又使研究公开发表，发现的时间、方法和争议都有了可以追查的记录。
科学共同体并没有消除虚荣、偏见和利益冲突。制度的作用恰恰在于，它不以人人高尚为前提。研究者可以争夺名誉，结论仍要公开依据并接受复核。英国宗教宽容和实验科学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却面对相似问题：意见无法消灭时，人们需要一套让分歧继续存在、又不至于摧毁共同生活的规则。
现代社会不要求所有人相信同一种宗教，也不要求所有研究者立刻接受同一个结论。它更重视分歧如何表达、证据怎样检查、错误能否纠正。宽容和科学的共同基础，不是没有争论，而是争论受到公共规则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