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 年的达沃斯

《繁荣与衰退》开篇把读者带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时间却是 1620 年。假如中国、土耳其、英国和当时其他强国的精英聚在一起，猜测此后几百年谁会主宰世界经济，大概没有人会提到北美。那时的北美人烟稀少，只有一两处欧洲人的据点贴在东海岸，詹姆斯敦的殖民地维持艰难，普利茅斯的移民刚刚上岸。到这本书出版时，这片土地上不足世界 5% 的人口，生产着全球约四分之一的 GDP。

英文原书名为 Capitalism in America: A History，2018 年由企鹅出版社出版，486 页，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作者之一艾伦·格林斯潘 1987 年至 2006 年任美联储主席，合著此书时已经九十多岁。另一位作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当时在《经济学人》任编辑，主笔过该刊的「熊彼特」专栏。书名有意呼应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按伍尔德里奇的说法，全书只问两件事，美国怎么成了 1620 年没有人料到的强国，它还能不能保住这个位置。

一部用生产率写的历史

答案要从熊彼特 1942 年提出的「创造性破坏」说起。新的生产方式不断取代旧的，城镇衰落，职业消失，增长也由此而来。在两位作者看来，美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就在这里。世界上最宽松的破产法让企业可以关门，最大的国内市场让人可以搬到报酬更高的地方，鬼城和废弃的工厂被当作进步的价钱。书中借用经济学家克拉默（Arjo Klamer）的比喻，美国是「大篷车」社会，欧洲是「城堡」社会，前者一直在路上寻找机会，后者筑墙守住已有的东西。19 世纪后半叶，30 岁以上的美国人近三分之二有过长途迁居，同期的英国人只有四分之一。

美国何以容忍这种破坏，伍尔德里奇在访谈中给过三条理由。国土辽阔，人可以放手去做。建国恰逢《国富论》问世的年代，身上没有英、法、德那样的封建包袱。宪法限制政府权力，把财产权和知识产权放在中心位置。文化也起作用，英国的成功企业家常常收缩生意，买庄园、求爵位，而在美国，书里写道，「没有比企业家贵族更高的贵族」。

格林斯潘看重的是量化部分。他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新书活动上说，多数历史是定性的，这一部是定量的，他们为此构造了长期的生产率序列，并以多要素生产率作为创新的代理指标。数据的局限他也交代了，1929 年以来相当可靠，越往前越模糊，1840 年以前尤其薄弱。每小时产出是全书衡量各个时代的标尺。他在同一场合提到，1920 年代的生产率增长为美国历史之最，还打趣说私酒生意也算在里头。

全书十二章大体按时间排列。前两章写 1776 年至 1860 年的商业共和国和南北两个美国，第三至第五章写内战后资本主义的胜利、巨头时代和反对自由放任的浪潮，第六、七章写 1920 年代和大萧条，第八至第十二章依次是 1945 年至 1970 年的增长黄金期、滞胀、乐观年代、大衰退和活力衰退，最后是结论。

南方、巨头和他们的对手

19 世纪初的美国其实是两个经济体，书中用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工业与农业、北方与南方、自由劳动与奴隶劳动这几组对立来描述它们。北方的发明家、工厂和学校一同成长，南方被轧棉机推向了相反的方向。伍尔德里奇说，19 世纪初奴隶制一度看上去正在衰退，轧棉机大幅提高了棉花生产的效率，南方反而在棉花和奴隶身上越陷越深，并把这套制度扩展到得克萨斯和新领土。书中明言，奴隶制和对原住民的虐待是美国崛起过程中的耻辱。

内战之后的部分写得最有兴致，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这一代人占了大量篇幅。作者的评价很直接，这些人青史留名靠的是组织，很少靠发明。贝塞麦炼钢法出自英国，卡内基把矿石、焦炭、铁路运输和炼钢环节接成一体，伍尔德里奇说他在 1870 年至 1900 年间把钢的生产成本降低了约九成。公司制度是另一条线索。早期的公司要取得有限责任，往往得承担修运河之类的特定工程，按伍尔德里奇的说法，美国最早把公司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又最早让它长到横跨大陆的规模。

关心贸易的读者会留意关税这一段。美国 19 世纪的高关税常被用来证明幼稚产业保护的效果，伍尔德里奇说，他每次谈起这个题目，收到最多的就是这条反驳。他的回应是，关税在很长时间里主要用来筹措财政收入，政府并没有一套保护钢铁或石油的连贯产业政策，更要紧的是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国内市场，内部不设关税。这个解释有力，却算不上定论，高关税和大市场同时存在，单靠叙述很难把两者的作用分开。

作者也记下了高速增长的代价。19 世纪后期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下降了约两英寸，污染和工业事故触目惊心，通货紧缩压在债务人和工薪者身上。《民族》周刊的书评人菲利普斯-费恩（Kim Phillips-Fein）批评说，这些都没有动摇作者对增长的判断。1896 年布莱恩发表「黄金十字架」演说，格林斯潘把它看作重大转折，受到创造性破坏冲击的人开始聚集在这面旗帜下，民主党也随之改变了方向。1907 年危机之后建立的美联储，在他的叙述里是用国家主权信用替代金属货币的一次根本转变。掌管这个机构十八年的人这样讲述它的诞生，笔下的黄金却依然是抵御货币贬损的「最坚固防线之一」。

大萧条和战后

1920 年代在书中被称作「堕落前的乐园」，潜伏的两条蛇是消费债务和排斥移民的美国优先思潮。大萧条的根源，作者归结为一战打碎了以金本位固定汇率为支撑的世界秩序，大国又没能建立可持续的新体系，1930 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加重了灾难。他们对金本位本身相当宽容，在他们笔下，毁掉世界经济的是「骄傲的枷锁」，凯恩斯说的黄金枷锁倒被放过了。

罗斯福和新政受到严厉批评。书中认为新政的公共支出被私营部门的岗位流失抵消，格林斯潘在新书活动上也引用财政部长摩根索的话，大意是花了钱、举了债，经济仍然没有走出衰退。书评人布克（Joakim Book）抓住的矛盾出现在几页之后，谈到二战时，两位作者写道，战争支出「提供了经济所需要的刺激」。同样是政府花钱，修桥的钱被抵消了，造坦克的钱却发挥了作用，这个疑问读者只能自己带着。

写到战后，艾森豪威尔的州际公路得到称赞。伍尔德里奇还提醒人们留意政府没做的事，美国没有像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把产业收归国有。约翰逊时期被视为 1970 年代滞胀的前奏。里根「解除了长期捆住企业的镣铐」，书中同时批评他任内名义国债增至三倍。克林顿因削减债务和改革福利受到肯定，硅谷则被写成创造性破坏的活样本，旧公司死去，新公司诞生，资本、想法和人才得以重新配置。

2008 年的那一页

很多读者拿起格林斯潘的书，想知道的是他怎么讲 2008 年。大衰退一章把危机归因于衍生品和证券化的膨胀、次级抵押贷款，以及亚洲储蓄涌入带来的低利率环境。对于 2000 年代初的低利率是否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第 385 页的回答很简短，批评者「无法在货币宽松和危机之间建立清晰的联系」。布克统计，为美联储开脱的这部分讨论不到一页；菲利普斯-费恩则失望地发现，书里几乎看不到美联储内部的争论，也看不到格林斯潘本人在其中的作用。想了解这段历史内情的读者，在这里找不到多少材料。

另一位书评人指出，这一章的「储蓄过剩」和后文的储蓄不足互相打架。账面上两者可以并存，美国国内储蓄偏低，外国资金流入补缺，书中自己也写到，1992 年以来美国的投资有一部分靠国外净借入，这笔债务到 2016 年第二季度已累积到 8 万亿美元。难题在另一头。全球资金既然如此充裕，为什么大量流入住房，没有变成提高生产率的设备和厂房？大衰退一章和第十二章放在一起读，这个问题就冒了出来。

活力衰退的账本

第十二章最值得细读，对全书多有批评的布克也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章。作者先承认有一个美国依旧强健，成书时全球市值最高的三家公司苹果、谷歌、微软都是美国企业，世界前二十所大学美国占十五所。接着翻开另一本账。州际迁移率比 1948 年至 1971 年的平均水平低 51%。创办五年以内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14.6% 降到 2011 年的 8.3%。1990 年代平均每年有 547 宗 IPO，近年降到 192 宗，上市公司数量在 1997 年至 2013 年间从 6797 家减少到 3485 家。三十岁的人收入超过父母同龄时的概率，从四十年前的 86% 跌到 51%。

监管的账目同样具体。1950 年只有 5% 的工作需要执照，到 2016 年升到 30%，花匠、室内装潢师、二手书商都被圈了进去。纽约港务局要抬高连接史泰登岛和新泽西的贝永大桥，让新型巨轮通过，须取得 19 个部门的 47 项批准，手续从 2009 年办到 2013 年年中。大萧条期间修金门大桥只用了四年。作者引用的一位港务局官员说，这套程序的目的是找问题，解决问题倒在其次，「说不，你就不会惹上麻烦」。

对科技巨头，作者的态度比较复杂。他们援引熊彼特，认为集中可以是成功的结果，暂时的垄断利润会投回研发，不能直接等同于掠夺；同时又引用经合组织的研究，说前沿企业把其余 95% 的企业越甩越远，新技术的扩散正在变慢。1990 年代的科技创业者梦想上市，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今天的创业者梦想把公司卖给巨头，书中说他们成了既有秩序的「求告者」。

对于增长放慢，流行的解释有三种，作者逐一回应。教育优势流失，他们部分承认；信息技术不如第二次工业革命，他们不接受，并援引保罗·戴维（Paul David）的研究，电力要到 1920 年代工厂重新组织之后才显现出对生产率的影响；劳动力增长放慢，他们认为更站不住，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才刚开始，人们也能工作到更大的年纪。伍尔德里奇在访谈中说得更明白，他们和罗伯特·戈登那一派的分歧就在这里，美国增长的上限很高，问题出在政策。

福利开支与储蓄

作者认定的头号原因是社会福利开支。1965 年至 2016 年，社会福利平均每年增长 9%，占 GDP 的比重从 4.6% 升到 14.6%。开支大多按既定公式自动增长，而且和直觉相反，1965 年以来，共和党总统任内平均每年增长 10.7%，民主党总统任内为 7.3%，其中里根任内 7.3%，克林顿任内 4.6%。1962 年联邦支出约三分之二属于可相机决定的部分，到 2014 年只剩约 20%。书中最刻薄的一句话也在这里。雨果说，没有什么比时机已到的思想更有力量，两位作者回应说他错了，最有力量的是一项拿着大量补贴、领取者却相信自己已经全额付过钱的福利。

论证的核心是一张图。1965 年以来，政府社会福利和国内总储蓄占 GDP 的比重相加，没有明显趋势，福利升多少，储蓄大致降多少，作者由此推断福利几乎是一美元换一美元地挤出储蓄。储蓄支撑投资，资本存量决定每小时产出，一条从福利到增长的因果链就这样搭了起来。书中给出的非农企业每小时产出年增长率，1948 年至 1976 年为 2.79%，1976 年至 2000 年为 1.71%，2000 年至 2007 年为 2.71%，2007 年至 2016 年为 1.17%。

这条链上的每一环都需要单独检验。两条趋势相反的序列相加得到一条平线，只能说明两者的斜率相近，1965 年以后同时变化的还有人口老龄化、金融自由化和外资流入，它们都会影响储蓄。转移支付本身并不消耗储蓄，要看钱从哪里来，领钱的人又如何使用，税收融资和举债融资的效果并不相同。作者自己的表格也显示，2000 年至 2007 年生产率增速回升到 2.71%，福利占比在这几年却没有停止上升。书中说有「压倒性的统计证据」，这一章里读者看到的主要是图表和几组相关关系。

代际分配的论证要结实得多。超过九成的社会保险援助流向 65 岁以上的人群，按年龄发放，和需要的关系并不紧密。2016 年 66 岁退休的一对典型夫妇，每年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领取约 5 万美元，只比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少 6000 美元，这笔钱要由机会更少、还得抚养孩子的在职一代来负担。即使不接受挤出储蓄的判断，这一段依然站得住。

铁笼与钥匙

结论部分提出两组办法。第一组来自瑞典。1990 年代初的危机之后，瑞典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从 1993 年的 67% 降到成书时的 49%，1998 年养老金由待遇确定型转为缴费确定型，退休年龄随预期寿命调整，这些改革建立在跨党派共识之上。作者建议美国提高退休年龄，并引用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提前实施、提高到 70 岁、再与预期寿命挂钩，可以为 GDP 增加 1%。

第二组针对金融，这里有全书最出人意料的建议。这位当年以信任市场著称的美联储主席，主张大幅提高银行的资本金要求，高到资产的 25%，最好 30%，那样的话，2008 年只会是「心绞痛」，不至于「心脏病发作」。危机之前，银行资本平均约为资产的 10%，雷曼兄弟的比率跌到约 3%。他们的依据是一组长期数据，1870 年至 2017 年，除少数时期外，美国商业银行净收入与权益资本之比一直在 5% 至 10% 之间，同期权益资本与资产之比却从 36% 降到 1950 年的 7%，又回升到 11%。资本比率变化这么大，回报率基本稳定，所以提高资本要求未必压低盈利和放贷。资本够厚，《多德-弗兰克法》那样的繁复细则也就可以撤掉。

末尾写到中国。按购买力平价，2016 年中国经济规模为 21.3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 18.6 万亿美元，人均 GDP 则为 8123 美元（购买力平价 15395 美元），美国是 57608 美元。作者仍然押注美国，理由是它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和金融这些决定未来的行业领先，权力交接也有制度保障。最后是一个比喻，有人说美国陷在低增长的沼泽里，他们宁愿说它困在自己打造的铁笼中，沼泽难以脱身，笼子只要有钥匙就打得开。全书的最后一句话问的是，美国有没有转动钥匙的意志。

怎样读这本书

长处是密度和速度，不到五百页讲完两百多年，企业家小传尤其好看。德隆（Brad DeLong）批评它片面，也承认论点大体正确。短处来自同一个地方。布克指出，书的前半部讲伟大的企业家，后半部换成伟大的总统，而资本主义本该是分散决策的结果，长期比较又多用总量，人均数字很少出现。作者立场鲜明，把它当作一份论辩来读，比当作中立的通史收获更大。

读的时候还要记住成书时间。书中的数据大多截至 2016 年前后，写作时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刚开始，作者还判断美国已露出滞胀的早期迹象。这些判断是否经得住此后的数据，读者可以自己去核对。

艾伦·格林斯潘、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著《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中信出版社。英文版 Capitalism in America: A History，Penguin Press，2018。文中引语由本刊据英文版译出。封面图为匹兹堡琼斯与劳克林钢厂，约 1900 年，底特律出版公司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