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王曾长期住在西岱岛上的王宫,今天的巴黎古监狱就是其中一部分。十四世纪,法国王位的直系继承中断,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以外孙身份提出要求,法国贵族则拥立旁系的腓力六世。王位争议又同英王在法国拥有的封地纠纷叠在一起,最终引发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战争。

所谓百年战争,并不是一百年间不曾停息的战斗,而是几轮战争、休战、内乱和瘟疫的总称。法国也没有因为一场战争立即变成民族国家。长久危机迫使王室建立更稳定的税收和军队,也让“法兰西王国”逐渐获得超越地方领地的意义。

两位国王之间的封建纠纷

英格兰国王在法国拥有阿基坦等大片封地。他作为国王与法王地位平等,作为法国的公爵又必须履行封臣义务。两种身份彼此冲突,封地上的司法和继承争端随时可能升级。

法国王位绝嗣后,《萨利克法典》被重新解释为女性及其后代不能继承王位,为排除爱德华三世提供了法律根据。战争初期,英军凭借长弓、步兵阵形和更灵活的指挥,在克雷西和普瓦捷等战役中获胜,法国国王甚至被俘。以贵族骑士为主、临时集结的法国军队暴露出明显弱点。

战场之外的损失更为漫长。黑死病减少了人口,失去雇主的士兵四处劫掠,乡村不断在军队经过时被毁。税收、赎金和粮食短缺落到普通家庭身上,战争由王室纠纷变成整个社会的灾难。

内战把法国推到崩溃边缘

十五世纪初,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精神失常,王室内部围绕摄政权展开争夺。阿马尼亚克派和勃艮第派彼此厮杀,勃艮第公爵后来与英格兰结盟。英军在阿金库尔再次取胜,《特鲁瓦条约》一度安排英王及其后代继承法国王位,王太子查理被排除在外。

当时的法国人并没有天然团结起来抵抗外敌。城市、诸侯和地方社会会根据自身利益选择阵营。正因为王国几乎瓦解,后来恢复统一才更容易被记作一次“法国获救”。

圣女贞德在这个时刻出现。她帮助法军解除奥尔良之围,并推动王太子前往兰斯加冕为查理七世。她的军事作用有其限度,被俘后战争也远未结束;兰斯的仪式却重新确认了传统王权,使英方的继承安排难以完全取代法国国王的合法地位。

常备军改变了胜负

查理七世逐渐整顿财政,取得较稳定的直接税收入,建立常备骑兵和炮兵。国王不再完全依赖诸侯临时带兵,军队的招募、薪饷和装备开始由中央持续承担。火炮在围城战中发挥作用,英军占据的城堡与城市相继失守。

1453年前后,除加莱以外,英格兰基本失去在法国的领地。法王终于摆脱了一个拥有广大国内封地的外国国王,统一领土的最大障碍随之消失。

胜利也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战时征税逐渐变成长期制度,王室官员更频繁地进入地方。军队带来安全,也要求社会持续提供金钱和人力。法国国家的能力正是在这种负担中成长起来。

法国逐渐超越地方身份

中世纪居民首先认同自己的城市、领地、语言和宗教,把现代民族主义直接放回十四世纪并不合适。长期战争仍让“法国人”、国王和王国领土逐渐联系起来。英军占领、兰斯加冕、王室宣传和圣女贞德的记忆,共同提供了一个越来越清楚的国家故事。

战争结束后,勃艮第等诸侯依旧强大。法国王室还要通过婚姻、司法和战争,继续把大片地方纳入控制。百年战争留下的关键变化,是常备税、常备军和领土主权逐步取代松散的诸侯联盟。

法国从此获得了更强的对外作战能力,国王对国内社会的控制也随之加深。后来法国成为欧洲大陆强国,依靠的正是战争中形成的国家机器;而这台机器带来的秩序、税负和权力集中,也将成为法国此后几百年反复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