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战争到绝对王权

1572年8月，许多胡格诺派贵族来到巴黎，参加纳瓦拉的亨利与法国王室公主玛格丽特的婚礼。这场婚姻原本用来缓和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冲突，数日之后却爆发了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杀戮从巴黎蔓延到外省，宗教和解的场合变成法国宗教战争中最血腥的一幕。

此后的法国人越来越相信，宗派、贵族和地方武装若不受约束，王国便可能重新陷入内战。恢复秩序的要求推动权力向国王集中。亨利四世结束战争，黎塞留压服地方政治力量，路易十四又把这套制度推向顶峰。凡尔赛的辉煌，正建立在半个多世纪的流血与整合之上。

内战撕裂法国

十六世纪中期，加尔文派在法国贵族、城市工匠和一些地区迅速发展，信徒通常被称为胡格诺派。王室和多数居民保持天主教信仰。宗教选择又同吉斯、波旁等贵族家族的竞争，以及城市和地方利益交织，形成多组不断变化的阵营。

教堂被毁、圣像被砸、礼拜者遇袭，使双方都把对方视为社会秩序的威胁。王室在摄政和国王早逝中失去控制，地方冲突很快发展为全国性战争。战争后期，天主教联盟甚至认为，如果国王不能维护正统信仰，臣民便可以拒绝服从。

纳瓦拉的亨利最终继承王位。他原是新教徒，为取得巴黎和多数臣民的接受，改宗天主教，成为亨利四世。“巴黎值得一场弥撒”未必是他的原话，却准确概括了他的选择：先恢复王国，再处理宗教分歧。

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给予胡格诺派有限的礼拜权、公职权和安全保障。它没有建立现代意义的宗教平等，天主教仍居主导地位，却让两个宗派能够在同一个王权下生活。法国由此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

路易十三时期，黎塞留成为最重要的大臣。这位红衣主教镇压胡格诺派的政治堡垒，围攻拉罗谢尔，取消新教徒拥有独立武装和设防城市的权利，同时保留一部分宗教自由。他关心的核心是国家不能容许任何宗派建立与王室对抗的军事力量。

黎塞留也拆除不具防御需要的贵族城堡，禁止决斗，压制地方叛乱，并派王室代表加强对各省的监督。贵族依旧拥有土地、身份和高级职位，却越来越难独立发动战争。

在国外，他的政策显得更加鲜明。法国虽是天主教国家，仍在三十年战争中支持新教的瑞典和德意志诸侯，后来直接同天主教的哈布斯堡作战。法国北面、东面和南面都受到哈布斯堡势力牵制，国家安全最终压过了宗教阵营。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没有突然创造现代主权国家，却确认欧洲很难再由一个普遍帝国或单一宗教权威支配。法国扩大在阿尔萨斯等地的权益，成为大陆上的主要强国。

路易十四童年经历“投石党”内乱，亲政后把凡尔赛扩建为常驻宫廷和政府所在地。大贵族为了职位、年金和接近国王，必须长期出入宫廷。递衣、陪餐和参加狩猎等繁复礼仪，都对应着地位和恩宠。

这些仪式把贵族竞争引到国王身边。贵族没有消失，地方土地和军队高职仍多由他们掌握，但个人前途越来越取决于宫廷规则。凡尔赛把几百年积累的王权，以建筑和日常生活的方式固定下来。

与此同时，法国扩充常备军，统一训练和补给，沃邦修筑的要塞在边境形成防御体系。柯尔贝尔整顿财政、鼓励制造业、建设海军和道路。王室还资助学术院、戏剧、音乐和建筑，法语逐渐成为欧洲外交和上层社会的重要语言。

路易十四不断向西属尼德兰、莱茵地区和西班牙王位伸手，引起荷兰、英国、奥地利和德意志诸侯反复结盟。法国足够强大，欧洲各国便以均势阻止它取得霸权。连年战争扩大疆界，也耗尽财政。

国内税制仍保留大量特权，教士和贵族承担有限，普通人和间接税支撑起军队与宫廷。1685年，路易十四撤销《南特敕令》，许多胡格诺派被迫改宗或流亡。追求宗教统一加强了短期控制，也使法国失去一批工匠、商人和知识人才。

绝对王权从长期内战中获得合理性，又在和平时期把国家能力推到新的高度。它修建道路、统一法律、支持文化，也更有效地征税和发动战争。十八世纪的法国继承了强大的行政机器，同时继承了不平等税制和沉重债务。凡尔赛的光芒照亮了法国强盛的时刻，也把下一场危机的轮廓投在了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