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先贤祠最初是一座教堂,大革命把它改为安葬国家伟人的纪念建筑。此后随着政体更替,它几次恢复宗教用途,又几次回到共和国手中。十九世纪的法国也在王政、共和国和帝国之间反复摇摆。1789年推翻了旧制度,却没有立刻建立一套各方都愿意接受的权力交接规则。

1830年、1848年和1871年,巴黎街头一次次筑起街垒。法国人并非天生偏爱革命。选举和议会几次建立又被取消,政治失败者不相信还会有下一次正常轮替;中央权力又高度集中,夺取巴黎便可能改变全国,街垒和政变于是成为制度之外的选择。

王政无法回到从前

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重新登基,却无法恢复1789年以前的社会。民法典、行政区划和革命时期的土地变动被保留下来,国王只能在传统王权与革命成果之间维持平衡。

查理十世试图加强教会和王权,以政令限制新闻和选举。1830年,巴黎爆发七月革命,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称“法国人的国王”。这个称号承认权力来自国民,实际选举权仍由很高的财产门槛限制。

七月王朝主要依靠富裕中产和金融精英。工业工人、共和派和保王派都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经济危机来临、议会又拒绝扩大选举权,1848年革命随即推翻王朝。

普选也会选择强人

第二共和国建立男性普选,选民数量突然扩大。巴黎工人要求国家保障劳动权,政府设立国家工场,项目很快因财政和管理问题关闭。六月起义遭到军队镇压,社会冲突撕开共和国的内部裂缝。

路易—拿破仑凭借姓氏、秩序承诺和广泛的乡村支持当选总统,随后发动政变,建立第二帝国。普选没有自动通向自由共和国,选民也可能把权力交给承诺结束动荡的强人。

拿破仑三世统治前期压制反对派,后期逐步放松,同时推动铁路、银行和巴黎改造。宽阔笔直的街道改善交通和卫生,也让街垒更难封锁城市。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第二帝国迅速崩溃,法国再次宣布共和国。

共和国从内战中开始

新生的第三共和国首先面对巴黎公社。法国战败、首都被围,临时政府接受停战,以乡村选民为主的国民议会又倾向保守。1871年,政府试图收缴巴黎国民自卫军火炮,引发起义。

巴黎公社推行市政自治、政教分离和若干社会改革,也在战争压力下采取强制措施。凡尔赛政府军攻入巴黎后进行严厉镇压,数千人死亡,更多人遭监禁和流放。共和国没有从全民共识中诞生,而是在法国人之间的内战里起步。

当时国民议会中的保王派一度占多数,不同王朝的支持者却无法就王位人选和国旗达成一致。1875年的宪法性法律以很小优势确立总统、两院议会和责任政府。1877年总统与议会发生冲突,共和派通过选举获胜,政府必须服从议会多数的惯例由此确立。政权更替终于开始通过选票完成。

学校把共和国带进日常生活

第三共和国建立免费、义务和世俗的初等教育。学校教授标准法语、法国历史、地理和公民道德,把不同方言地区的儿童带入共同国家叙事。统一教育扩大了识字和流动机会,也压缩了布列塔尼语、奥克语等地方语言的空间。

普遍男性兵役发挥了相似作用。来自各地的青年共同生活、使用标准语言并接受国家纪律。学校和军营让共和国不再只是巴黎议会里的一套制度,而是进入乡村、家庭和个人经历。

1905年,法国确立政教分离。国家不再承认或资助特定宗教,公共机构强调不受教会支配。这项制度来自宗教战争、革命和王政复辟几百年的冲突,实施过程中也引发了激烈抵抗。

德雷福斯事件则检验了共和国的纠错能力。一名犹太军官被错误判为间谍,军方在证据动摇后仍试图维持原判。作家、律师、媒体和政治人物持续要求重审,最终推动司法纠正。共和国的可信度并非来自国家不会犯错,而在错误能否经过公开争论得到修正。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已经形成稳定选举、地方市政、公共教育和共和仪式。不同政治力量仍会争论革命、宗教和社会平等,却不再普遍认为每次失败都必须推翻政体。共和国用了一个多世纪,才把1789年的原则变成普通人能够反复参与的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