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东南珠江中的长洲岛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国民党党代表。因为校址在黄埔，这所学校通常被称为黄埔军校。它的第一期学员五百余人，学习期限不过半年左右，一年之后，由黄埔师生组成的部队已经在广东东江打了胜仗。
黄埔军校常被称为近代中国名将的摇篮，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出自这里。它同时也是一次政党合作的实验：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同一所学校里培养军官，在同一套制度下管理军队，合作的成绩和两党关系的裂痕，都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合作的背景
黄埔军校的建立，出自孙中山多年挫折后的反省。辛亥革命以后，他几次依靠南方的地方军人维护共和，1922年又遭陈炯明部围攻总统府，被迫离开广州。他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同一时期，苏俄愿意援助中国的民族革命，共产国际也希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针，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扶助农工，后人称之为「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说，则是在孙中山去世以后才逐渐流行起来的。一大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对国民党而言，合作带来了苏联的经费、武器和顾问，也带来了共产党人的组织与宣传能力；对共产党而言，国民党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平台，党员可以借此进入群众运动和军队。两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这一目标上一致，对于革命之后建立怎样的国家，看法则相去甚远。
党军的制度
黄埔军校在制度上的创新，是把政治组织引入军队。学校设立国民党党代表和政治部，政治部负责学员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部队中也设党代表，与军事主官共同签署命令。这一制度借鉴了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目的是使军队服从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解决民初以来军队私属于个人、「有枪便是草头王」的问题。
苏联的援助是军校能够开办的重要条件。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到校任教，首任顾问巴甫洛夫到任不久即在东江前线溺水身亡，由加伦（Vasily Blyukher）接任；1924年10月，苏联船只运来的一批步枪等武器，装备了军校的教导团。政治顾问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则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顾问。
黄埔的学员一面接受速成的步兵、炮兵、工兵等军事训练，一面上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进化史等政治课。双重的训练使黄埔毕业生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和战斗意志。1925年2月和10月，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的教导团和党军两次东征陈炯明，在棉湖、惠州等战役中取得胜利，黄埔的声望从此确立。1925年8月，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
共事与竞争
许多共产党人在黄埔担任重要职务。1924年秋，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聂荣臻在政治部任秘书，恽代英、萧楚女等人担任政治教官。第一期学员中，既有后来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胡宗南、杜聿明、郑洞国、宋希濂、关麟征，也有后来成为共产党重要将领的徐向前、陈赓、左权等人。
合作很快出现了摩擦。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留共产党的组织，在国民党内被称为「跨党分子」。两党在学生中各自发展力量：1925年初，共产党人主导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年年底，国民党右派学员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两个团体在政治主张和人事上的冲突，从校内延伸到军中。政治课应当强调阶级斗争还是民族统一，部队中党代表与军事主官谁听谁的，这些分歧都没有得到解决。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廖仲恺同年8月遇刺，国民党内能够调和各派的人物相继离去。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以中山舰异动为由，在广州实行戒严，扣押舰长李之龙，监视苏联顾问。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并规定其在各级党部执行委员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随后被迫退出。
合作的破裂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广州随即于4月15日开始清党，黄埔军校内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学员大批被捕，部分人遇害。同年7月，武汉国民党宣布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此后，黄埔出身的将领分别站到了两个阵营里，在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同学之间常常在战场上兵戎相见。1928年，军校迁往南京，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黄埔军校的经验表明，两个政党可以在共同的对手面前合作，但当合作只依靠领袖人物的调和，缺少双方都认可的长期制度安排，一旦外部环境和党内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合作就很难维持。国共两党在黄埔都积累了建军经验，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制度此后分别延续在国民革命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中。1984年，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徐向前任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