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学会读报上没有印出来的字

1930年代中期的上海报纸上，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版面：栏目标题完整，下面却是一块方方正正的空白，有时空白里印着一行小字，「奉令免登」或「此处删去」。上海报界把这种版面叫作「开天窗」。

空白本身不说话，读者却看得见它在哪一版、占了几栏、挨着哪条新闻。一块被拿掉内容的版面，照样向读者传递信息。

检查制度的建立

1930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出版法》，规定出版品须呈缴样本，内容不得有「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违反三民主义」等情事，违者可以查禁。条文规定得宽，最初几年执行并不严密。

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公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并在上海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书刊出版之前须先送审，事前审查成为正式制度。报纸另有新闻检查机构负责，每日出版，无法整份送审，检查员的做法是在付印前审看大样，画去认为不宜刊登的文字。来不及补稿的，只能把那一块铅字撤掉。

事后的手段同时存在：扣押报纸、传讯编辑、罚款，屡犯的可以勒令停刊。各报馆为免麻烦，自己先设审稿的人，送检之前先删一遍。什么能写、什么要绕开，行内渐渐有了默契：对日本的批评须措辞克制，「剿匪」军情不宜多议，涉及最高当局的文字格外小心，地方实力派之间的争执尽量不表态。

报纸在夜里拼版，铅字排好以后，检查员临时勾掉一段，离开印只剩几个小时，重新组稿来不及，编辑只好把那块铅字撤下，留出空白。有的报馆在空白处加一行小字，告诉读者这里原本有文字；有的什么也不加。

读者读这样的报纸，养成了一套办法：先看哪一版有空白，再看空白的大小。一栏上下的空白多半是短评，半版的空白可能是社论或要闻。空白旁边留下的栏目名、版次和相邻的新闻，是仅有的线索。

1935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刊出《闲话皇帝》一文，文中提到日本天皇，日本方面提出抗议，国民政府查封《新生》，主编杜重远被判处徒刑一年两个月，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也因审查失职被撤销。这起「新生事件」之后，报刊对涉日文字更加谨慎。

《申报》馆设在公共租界的汉口路。租界由工部局管理，国民政府的命令在租界内不能直接执行，要处置租界里的报馆，须经过租界内法院的程序。

这层保护有实际作用，也有明显的限度。国民政府掌握邮政，可以禁止报纸通过邮局寄递。1932年，《申报》因发表批评「剿匪」政策的时评，被禁止邮递三十五天。报纸在租界里照样印、照样卖，租界以外的订户却收不到。对一份行销全国的大报来说，租界保得住报馆，保不住发行。

报馆的编辑和记者只要走出租界，就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租界给报纸留出的空间，是一种有限的缓冲：可以印，可以发，说话可以稍微大声一点，人和发行渠道却随时可能被拿住。

1934年11月13日，《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从杭州返回上海，汽车在沪杭公路海宁翁家埠附近遭伏击，史量才遇害。行凶的是戴笠主持的特务处派出的人员，这一点在多年以后才公开。

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接手《申报》。报纸照常出版，《自由谈》照常刊出，但编辑方针明显收敛。1934年5月，黎烈文已经辞去《自由谈》主编，由张梓生接任，鲁迅等左翼作家在副刊上的文章逐渐减少。社论措辞趋于温和，对当局的直接批评少了许多。

回看这段历史，审查者和报馆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一场持续的讨价还价。检查员有上级的指令，也有人情和惰性，对老报馆和熟人往往宽一些，对新办的小刊物下手更重。报馆有自己的底线，也有生意上的计算：发行要紧，社论可以软一点，副刊可以让一点，实在不能登的，留一块空白。

「开天窗」是这场讨价还价的产物。报馆没有把被删的地方改写成别的文字，也没有公开对抗，只是把空白留在版面上，让读者知道这里原本有话要说。读者看懂了空白，彼此传说、猜测，审查的效果也就打了折扣。

1949年5月，《申报》停刊，前后出版了七十七年。开天窗的版面，留在了那几年的合订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