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的一天，《申报》第二版下方，一则本该是评论的位置，留着一块四指宽的空白。栏目标题完整保留，下方只有两行小字：
此处奉令删去。
被删的本是当天对某条时局新闻的短评。读者看不到内容，却看得见它原本占据的位置——发在哪一版、用了多大字号、留了多少行。被处理过的版面，本身就是一份信息。
检查制度是怎么建起来的
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出版法》。条文写明，图书报刊出版前须呈缴样本，"危害党国"者得查禁。但前几年执行松散，"呈缴"基本流于形式。
1934年6月，《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出台，事前送审成为正式制度。次年7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上海设审查处，专管沪上中外文报刊。
报纸是日刊，时效压在分秒上，整本送审走不通。审查处的做法是：白天派员驻报馆，夜里看大样，画掉不宜的段落，要求改写或挖空；来不及的，事后扣押、罚款、传讯主笔；屡犯的，停刊整顿。
事前与事后两套并行。报馆为避免被停，自己先设审稿人，送审之前删一遍。删什么、留什么，渐渐有了一套行内默契：日本人不能直骂，"剿匪"军情不能多议，党国领袖一字不可妄动，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纠纷要绕开站队。
剩下可以放心写的，是租房广告、戏院消息、洋行招聘、苏州河上的浮尸案。
"开天窗"是怎么开出来的
"开天窗"是上海报界的行话，指版面上本应有字、最后留白的那块方框。
操作流程大致是：编辑部排好版，铅字已经拼好上机，送审员临时勾掉一段。距开印只有几小时，重新组稿来不及，只能把那块铅字撤掉，留下一片空白。讲究的报馆会加一行小字——"奉令免登""此处删去""本栏暂停"——告诉读者这里发生过什么。不讲究的，连那行字都没有，就是一块干净的空白。
1933年福建事变期间，《申报》对十九路军的报道几乎天天有删节；1935年新生周刊《闲话皇帝》一案后，相关舆论被大段挖掉；1936年绥远抗战、西安事变前后，开天窗几乎成为常态。
读者读这种报纸，养成了一套对照习惯：先看哪些版有空白，再看空白的尺寸——一栏的空白是短评，半版的空白是社论或要闻，整版抽换说明出了大事。空白旁边留着的栏目名、版次、相邻新闻，是仅剩的线索。有时空白挨着一条不相干的简讯，比如一条火车事故，读者就猜：被删的，大约和这趟车开往的方向有关。
不在场的内容，靠在场的痕迹来读。
公共租界给了多少空间
《申报》报馆设在公共租界汉口路。租界由工部局管辖，国民政府的法令在租界内不能直接执行，要查封报馆得通过会审公廨走程序。
这层保护是实在的，但不是无限的。
国民政府有更直接的工具——邮政。1932年8月，《申报》因连续刊登批评"剿匪"的言论，被禁止在邮政系统传递三十五天。报纸印出来了，租界内可以卖，租界外的订户收不到。这一次禁邮让史量才看清：租界保得住一份报，保不住一份报的全国发行。
1934年6月以后，新的审查办法把上海也纳入统一程序。审查员不能进租界抓人，但可以在租界外拦截、扣押、传讯。报馆的编辑、记者只要走出租界，就在国民政府管辖之内。1935年新生案，主编杜重远本人在租界内办公，最终仍被判处一年两个月，关进华界监狱。
租界提供的，是一种半开放的缓冲：可以印，可以发，可以稍微响一点，但人和发行渠道随时可能被拿住。
史量才之后
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从杭州返沪，车行至沪杭公路海宁翁家埠路段，遭军统特务伏击，当场身亡。同车的儿子史咏赓侥幸逃脱。
凶手身份当时未公开，几年后才逐步明朗。史咏赓接手《申报》，请人协助经营。报纸照常出，《自由谈》照常办，但1934年5月辞去主编的黎烈文没有再回来，鲁迅、茅盾那一批左翼作者的稿件明显减少。社论措辞收敛，对国民政府的直接批评几乎消失。开天窗依然有，但更多是被动的处理，而不再是史量才在世时那种"宁可留白也要表态"的姿态。
报纸还是那份报纸，名字没改，版面格式没改，售价没改。变了的，是它愿意为哪些字承担风险。
不是压制，是博弈
把这段历史读成"国民政府压制新闻自由、报人英勇抗争"，是后来的简化。
实际更接近一种持续的讨价还价。审查官有指标也有人情，遇到老报馆和熟脸，多半睁一只眼；遇到新办的小刊物，下手就重。报馆有底线也有算盘，能保住发行就先保发行，社论可以软一点，副刊可以让一点，关键的消息留一块空白以示存在。
"开天窗"本身就是博弈的产物——不是完全顺从（那样就该改写成颂词），也不是公开对抗（那样早被停刊），而是用一块空白，留下一个"我本来想说话"的痕迹。
读者也参与这场博弈。他们读懂空白，私下议论，把猜测传开。这种"在场的不在场"，让审查的效果打了折扣，又让审查无法被彻底废除。
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申报》第二版几乎整版留白。同一天的第六版，照常刊登着新世界游乐场的广告：申曲、滑稽、京戏、电影，从下午一点演到晚上十一点。
《从申报看民国》是第一街杂志的历史随笔专栏，每篇从《申报》的一则真实材料切入，还原民国生活的一个具体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