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联华影业公司的新片《新女性》在上海公映，各报广告版刊出了影片广告。影片由蔡楚生导演，阮玲玉、郑君里主演，故事取材于前一年自杀的女演员艾霞：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在舆论与生计的夹击下走投无路。

一个多月后，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新闸路沁园村的寓所服下大量安眠药，当天去世，年仅二十五岁。报纸发表的遗书里有一句「人言可畏」，从此进入中文常用语。

报纸怎样登起明星

《申报》创刊于1872年，最早的版面并无「娱乐」一栏，戏曲消息夹在杂闻里，演员名字偶尔出现在戏园广告中。进入民国，京剧名角的演出广告、影戏院的放映广告逐渐成为大报广告版的常客。1930年代，《申报》的本埠增刊辟有电影专刊，登剧照、影评和明星动态。

原因不复杂，影片广告是报馆的一项稳定收入，明星的动态又能吸引读者。更起劲的是小报，《晶报》《福尔摩斯》《社会日报》一类，靠名人私事、社会秘闻招徕读者。小报与大报之间既竞争又互相借重：传闻先在小报上出现，大报随后报道当事人的回应与诉讼，读者两头都买。

一桩官司

阮玲玉十六岁时与张达民同居，后来分手。1930年代初，她与茶商唐季珊同居。1934年底至1935年初，张达民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阮玲玉侵占财物，并控告唐季珊妨害家庭。阮玲玉与张达民、唐季珊之间都没有正式婚约，官司的法律基础并不牢固，却给报纸提供了现成的素材：电影明星、富商、旧情人、财产、私事。

各报随着案情跟踪报道，小报的说法更刺激，大报转述时常注明「据某报载」。案子开庭在即，3月8日，阮玲玉服药身亡。

出殡

阮玲玉的遗体停放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前往吊唁的人络绎不绝。3月14日出殡，灵柩送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安葬，沿途观者据报载有十几万人，交通一度受阻。当时报纸发表的遗书，一封致唐季珊，一封致社会，「人言可畏」一句即出自其中。1990年代，又有研究者公布另一版本的遗书，内容与当年见报的不同，遗书的真伪至今仍有争议。

《论「人言可畏」》

事后，上海报刊上关于「人言」的讨论持续了一段时间：明星是否应有私生活，报纸的报道是否应有分寸。

1935年5月，鲁迅以「赵令仪」的笔名在《太白》半月刊发表《论「人言可畏」》。他没有把责任推给某一家报馆，而是细看报道本身：新闻记者如何在社会新闻里渲染一个女人的私事，这样的文字对有势力的人无可奈何，对无权无势的女演员却足以致命。报纸的放大作用，在他笔下被拆成了具体的环节。

明星与生意

阮玲玉是联华公司的当家演员，《神女》《新女性》等片都由她主演。影业公司靠明星号召观众，报纸靠影片广告和明星新闻吸引读者，明星的形象在银幕、广告和社会新闻之间不断被生产、被消费。绯闻与官司登在报上，对影片的号召力未必是坏事。

这套机制里，明星本人的声音最少。电影公司写她的角色，小报写她的私生活，大报写她的官司，文人写她的死。她自己留下的，只有报纸发表的那几页遗书，而遗书本身后来也成了争议的对象。

最后一部影片

阮玲玉生前参与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是联华公司的《国风》，与黎莉莉合演，由罗明佑、朱石麟导演，在她去世后的1935年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