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盟约走向现代联邦

从卢塞恩沿湖向南，水面渐渐收窄，两岸山壁越来越近。中世纪的商旅从这里进入罗伊斯河谷，翻越圣哥达山口前往意大利。今天的公路和铁路从山腹穿过，十三世纪以前，驮队还要沿着峡谷中的栈道和石桥缓慢前行。

山路开通后，原本偏僻的谷地成为连接德意志地区与意大利北部的交通要道。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登等地方共同维护道路、牧场和治安，也以盟约抵御外来领主。瑞士最早的政治基础便从这些具体事务中产生。它没有一位开国君主，也找不到某一天作为清楚的建国起点。山谷、城市和州经过几百年结盟，才逐步形成现代联邦。

商路提高了山谷的价值

圣哥达山口北侧的谢伦嫩峡谷水急崖陡，修建栈道和桥梁后，商旅才有一条较稳定的道路穿过阿尔卑斯山。山谷居民提供牲畜、运输、住宿和修路服务，也从贸易与过路收入中获益。谁能控制这条通道，谁便握有通往意大利的战略位置。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愿让附近诸侯独占山口，因此给予部分山谷帝国直辖地位。直属遥远的皇帝，反而让地方有机会摆脱近处领主的法官和税吏。自治由此取得法律依据。

山地生活本身也需要协商。高山牧场、森林、水源和道路很难由每户完全分开使用，居民必须共同决定放牧季节、牲畜数量和维护义务。男性户主集会逐渐形成，地方共同体能够制定规则、选举官员并处理纠纷。

这种制度距离现代民主还很远。外来居民、依附者和妇女没有同等权利，富裕家族也拥有更大影响。地方人维护的“自由”，首先是自己的土地、公地、道路收入和既有特许，而不是一套普遍权利宣言。

1291年，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去世，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登订立互保文件。盟约规定共同抵御侵害，不接受不合资格的外来法官，内部争端则通过仲裁解决。文件没有宣布独立，也没有提出建立国家，更像几处地方在权力变动时签订的安全合同。

后来的传说把代表们安排在吕特利草地宣誓，又加入威廉·退尔射落苹果的故事。这些情节缺少同时代证据，却为一个没有王室和首都的联盟提供了鲜明起点。十九世纪以后，1291年的盟约才被正式塑造成瑞士的建国文书。

1315年的莫尔加滕战役中，山谷部队利用狭窄地形击败哈布斯堡军队，证明盟约可以组织共同防御。此后卢塞恩、苏黎世、伯尔尼等城市陆续加入。联盟不再只是几个山谷的互保组织，而成为城市与乡村州混合的政治共同体。

各州仍保留自己的法律、税收、宗教和军队，彼此之间甚至会发生战争。它们也共同管理征服地区，并在外敌出现时合作。联盟内部从未始终和睦，所幸没有一个成员足以吞并其他州，各方又都能从共同防御中得到好处，这才让联盟延续下来。

宗教改革以后，苏黎世、伯尔尼等州转向新教，中部山地州继续信奉天主教，双方多次发生冲突。拿破仑时期，法国试图把瑞士改造成中央集权的赫尔维蒂共和国，地方反抗不断，后来不得不恢复较多州权。

1847年，自由派州与保守天主教州之间爆发“特别同盟战争”。内战时间不长，仍让各州看到旧联盟已经难以处理关税、国防、交通和共同市场等问题。1848年宪法建立现代联邦，中央政府负责外交、国防、关税和货币，各州继续掌握教育、警务、宗教和大量地方事务。

这项安排没有取消地方自治，而是把权力分成几层。州把一部分事务交给联邦，同时保留自己的宪法、议会和政府。今天的瑞士虽正式称为联邦，德文国名仍保留“盟誓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中央权力来自成员让渡的观念，也一直影响着瑞士人对国家的理解。

从洛桑乘火车前往伯尔尼，窗外丘陵和牧场没有明显变化，站名与广播却在弗里堡一带由法语逐渐转为德语。这条语言分界形成于中世纪早期。勃艮第人进入日内瓦湖和罗讷河流域后，很快采用当地拉丁语；阿勒曼尼人则以村落和农户向瑞士高原迁入，把日耳曼语言带到大片乡村。

瑞士联盟最初以德语州为主，后来吸收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地区。各州拥有自己的学校和公共生活，加入联邦不要求先放弃母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成为联邦官方语言，罗曼什语后来也获得国家承认。

语言差异仍会进入政治。法语区通常更支持欧洲合作，德语区对主权和移民较为谨慎，公投结果有时会沿着“薯饼鸿沟”分开。城市与乡村、宗教和经济结构又不断打破这条界线。翻译和协商增加了制度成本，也避免把人口较少的语言压缩成纯粹的私人方言。

阿尔卑斯山把山谷分隔开来，盟约和联邦制度又把它们连接起来。瑞士的共同身份没有建立在同一种语言或同一位君主之上，而是建立在地方自治、共同防御和一套可以反复协商的政治契约之上。火车越过语言线时不必经过国境，便是这段漫长历史最日常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