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议会广场上的丘吉尔铜像面向威斯敏斯特。英国人记住的多是他在1940年的演说,战争后期的丘吉尔却面对另一项更困难的任务:英国仍是主要战胜国,决定战争走向的力量已经越来越集中在美国和苏联手中。他既要维持联盟,又要为英国保留战后的欧洲影响力。

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

1941年,丘吉尔与罗斯福发表《大西洋宪章》,提出反对领土扩张、尊重民族选择和建立普遍安全。这些原则为战后秩序提供了语言,也暴露英美分歧。罗斯福反对传统殖民体系,丘吉尔首先希望获得美国援助,并不准备把民族自决立即用于整个大英帝国。

苏联在东线承受最惨重的战争损失,也随着红军西进取得决定性地位。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讨论军事行动、德国处置、波兰边界和联合国安排。丘吉尔努力维护英国在地中海和欧洲的利益,1944年还同斯大林以非正式百分比讨论巴尔干影响范围。这种大国交易无法决定各国全部命运,却说明战后秩序并不只由公开原则构成。

英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参与安排德国占领和欧洲重建,形式上仍处于大国核心。财政、人口和工业实力的变化却十分清楚:英国必须依靠美国经济与军事力量,也无力阻止苏联控制东欧大部分地区。

“铁幕”成为冷战语言

1946年,已经离任首相的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演说,称一道“铁幕”横贯欧洲。他没有创造美苏矛盾,却把东欧局势、英美合作和欧洲安全放进一套容易传播的政治语言。

英国随后推动美国长期留在欧洲。战后财政危机使英国无力继续援助希腊和土耳其,1947年把责任移交美国,间接促成杜鲁门主义。1949年北约成立,把美国的欧洲安全承诺写进条约。英国又发展核力量,并通过情报合作维持英美特殊关系。

这些安排既表现英国影响,也暴露英国衰落。它不能再独立维持欧洲均势,却能够凭借外交经验、军事基地、情报网络和安理会席位,把美国力量引入自己支持的秩序。

丘吉尔没有单独设计战后世界。罗斯福、斯大林、战场推进和各国社会力量都在决定结果。他的作用更多在于看清英国力量正在下降,并试图把帝国时代留下的资源转入大西洋联盟。英国的世界角色由此发生变化:不再独自领导国际体系,而是在联盟中争取超过自身实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