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如今夹在图书馆、办公楼和电车站之间。1819年8月，数万名工人和家属在这里集会，要求改革议会、扩大选举权。义勇骑兵冲入人群，造成十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场惨剧后来被称为“彼得卢”。

当时曼彻斯特已经是迅速扩张的工业城市，却没有自己的下议院议席；一些人口很少、受地主控制的旧选区仍能选出议员。工业革命改变了人口、财富和社会关系，政治地图和城市治理却没有及时跟上。

城市问题超出个人能力

十九世纪上半叶，伦敦和工业城市人口激增，住宅、供水和排污设施严重不足。1854年伦敦霍乱期间，医生约翰·斯诺把死者住址标在地图上，发现病例集中在受污染水源周围。找出传播途径只是第一步，让几百万居民获得清洁饮水，还需要管网、财政和持续运转的公共机构。

一个家庭修好厕所，无法阻止上游污染；一家水厂改善取水，也不能替全城铺设下水道。1858年泰晤士河恶臭迫使议会拨款，巴扎尔杰特主持建设主干排水系统。公共卫生法、地方卫生机构、出生死亡登记和水质检查随后逐渐建立。

警察、邮政、街灯、地铁和排水系统看似彼此无关，实际都在回应同一个变化：几百万人需要在陌生人社会中共同生活。现代城市不仅是密集建筑，也是一套依靠税收、专业人员和公共责任维持的系统。

代表权追赶工业社会

城市居民要求公共服务，也要求政治代表。1832年改革法取消部分“腐败选区”，给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分配议席，并扩大中产男性的选举资格，工人大多仍被排除在外。此后的宪章运动虽然没有立即成功，成年男子普选、秘密投票、平等选区和议员领取薪酬等主张后来大多成为现实。

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继续扩大男性选举权，1872年秘密投票减少地主和雇主的直接压力。1918年英国接近实现成年男子普选，并给予部分妇女选举权；1928年男女才在相同年龄门槛上取得平等选举权。

改革并非议会自然成熟的结果。工人集会、妇女参政、工会和社会组织不断向制度施压，党派竞争和战争动员也改变了政治计算。国家既然要求普通人纳税、服役并遵守城市规则，就越来越难否认他们参与公共决定的资格。

工业城市把原先分散在家庭和村庄中的问题集中起来。疾病、住房、交通、治安和代表权都需要新的共同安排。城市迫使政府扩大职能，也让更多居民进入政治。现代民主和现代城市因此不是两条分开的历史，而是在同一场社会变化中逐步形成。